跑官要官自查报告

跑官要官

解读“跑官要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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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章》在“党的干部”一章(第六章)中，首先指出“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当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干部，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努力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我们的一些党员干部在选拔干部的实际工作中却往往与此背道而驰，甚至出现了严重的“跑官要官”、“卖官鬻爵”现象。手头有的几份资料这样记录着：2005年9月23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原营山县委书记杨毓培犯受贿罪、巨额财产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17年；同年10月18日，陕西省委召开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通报了04年以来查处的原省委副书记侯伍杰及邵建伟、武保安三起有影响有震动的大案要案；同年12月13日，曾任安徽省定远县县长、县委书记的陈兆丰，因受贿、巨额财产不明一案在淮南市中院公开开庭审理。材料记录，他们都开有“官帽工厂”，都做着“买官卖官”的买卖，难怪会有那么多人“跑官要官”了。有顺口溜这样给“跑官要官”画像：

“不跑不送，听天由命。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

“副科提正科，得花一万多。正科提副县，得要四五万。”

为了遏制“跑官要官”行为，每年，尤其是逢年过节，从上到下都会下发红头文件，各级领导在党风廉政会议上也反复强调，要求坚决抵制“跑官要官”请客送礼现象，我们局和各个下属单位对这项工作更是非常重视。

通过近期学习党章，笔者对“跑官要官”现象进行了再思考，试图对其进行一番解读，不妥之处请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一、“跑官要官”的内涵

“跑官要官”不是什么新的发明和创造，而是古已有之。正面的典型范例如“毛遂自荐”等；反面的典型则多得数不胜数，到了清朝末年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正反两种“跑官要官”相比较，一个主要是为了集体、国家利益，一个是为了一己私利；一个是公开的理直气壮的，一个是隐蔽的不敢见阳光的；一个是凭借自己的才华胆略，一个是凭借卑鄙无耻的手段。我们解读的是后者，可以定义为“为了个人名利、权力，采取以行贿等为主要手段的跑官要官行为”。

二、造成“跑官要官”现象的几个因素

1、心理因素。“跑官要官”从正面来看主要还是“官”可以光宗耀祖，可以给自己带来愉悦，伯特兰罗素曾经说过，人类最大的、最主要的欲望是权力欲和荣誉欲。同时，“官”可以给自己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是一个利益大于风险的利好行当。单是正当的工资收入就已经相当诱人，何况有的人“跑官要官”，要的都是“肥缺”，期望自己的投资有更丰厚的回报。心理学家指出：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为什么在“跑官要官”上面，总有人乐此不疲呢？答案是，走官场之路有贩毒的利润却没有贩毒的风险。

2、客观因素。不少“跑官要官”者本身在才学方面技不如人，不采取点“非常”手段，便会一世“庸庸碌碌”。部分有才学的人看到自己勤勤恳恳，也成绩斐然，却在“提拔”方面总是落后于人，于是心理产生不平衡，也只好奋起直追，开始自己本不愿为的“跑官要官”历程。

3、市场因素。经济学认为有需求就会有市场。“卖官鬻爵”和“跑官要官”就是符合市场经济要素的一对孪生姐妹。各取所需，各如所愿。一介平民“出资”给某领导，得到了一顶小官帽；某领导又“出资”给自己的上级，得到了一顶更大的官帽。原黑龙江省绥化市市委书记马德，在任职期间大肆卖官，将绥化政坛改造成一个庞大复杂的“官市”，呈现出一派“官帽市场”繁荣的景象。

4、帮派因素。我们往往听说“某某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我是某某某的人”等。把组织上的提拔歪曲为个人的提拔，把组织上赋予个人负责的权利歪曲地说成是个人的特权，致使许多人得到提拔重用后不感谢党组织和群众，而只是感谢某某人。这样一来，很容易在选人用人中搞团团伙伙或小圈子，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损害党组织的威信和凝聚力。官位有一个，你坐也是坐，他坐也是坐。看谁投资大，看谁有后台，看谁更愿意当奴才。一言以蔽之，看谁能给领导办更多的事，能带来更多的利益。这样，买官卖官，“任人唯亲”就顺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