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律师法范文10篇

新律师法范文

一、律师执业豁免权的涵义及特点

对于律师执业豁免权的涵义，笔者认为，律师执业豁免权应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律师在法庭上为辩护所发表的言论，不受法律追究;二是指律师出于职责需要在法庭或其他执法部门时所发表的言论享有豁免权。归纳起来就是指法律赋予律师的、免于其在诉讼中基于当事人委托而为的职务行为遭受法律追究的权利。律师执业豁免权从本质上来看，是属于律师执业风险的保障，是律师履行辩护职责的需要。豁免权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免除通常(非故意或重大过失)的侵权责任，是在诉讼过程这一特定时间与空间里给予律师不因执业而被法律追究的权利，保证律师完全自主地、独立地履行职能，为当事人辩护，并且能在一种合理限度内拥有某种外在及内在的自由。律师的豁免权应该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律师豁免权具有职业性律师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只有当其被当事人委托而从事执业活动之时，才能享有律师的豁免权。如果律师不是从事相关的执业行为，而是从事非执业行为，其行为是不可豁免的。例如：律师在旁听庭审的过程中当场发表了不当的意见，那么其就会受到相关的处罚。

第二，律师豁免权的法定性律师的豁免权不是通过和当事人的约定产生的，也不是通过特定主体的约定，而是通过法律直接规定形成的。律师只能享有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豁免权，律师不得享有法律规定之外的豁免权。

第三，律师豁免权的有限性律师豁免权不是对一切责任的豁免，而是对律师的相对责任的豁免之上。主要是指对律师做出豁免规定的同时，又做出了例外情况的规定。一方面，这使律师能得到有效的豁免权。另一方面，对律师的违法行为也是要追究的。

二、我国新律师法颁布前的立法规定与执业环境

旧律师法对律师的执业豁免权无从提及，与律师在法律职业中的地位严重不符。如第32条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人身权利不受侵犯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由于这一款比较抽象原则，因此可操作性不强。我国《刑法》第306条甚至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此条实质上让律师常常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刑事诉讼法对律师的执业豁免权也是没有涉及。因此，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立法已经严重滞后于我国法治建设进程。

我国律师在新律师法颁布前的执业环境问题，可以说是不容乐观。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努力，我国执业律师制度正逐步走向光明。但是，新律师法颁布前的执业环境尤其是刑事辩护这一领域，更是困难重重。由于执业权利的缺失，再加上《刑法》第306条这个被称为是“律师伪证罪”的利剑，导致律师因执业受刑事处罚的事件履见报端。我国在当时的背景下急需一部切实保护律师权益的法律，赋予律师执业豁免权变得尤为迫切。

三、我国新律师法中关于律师豁免权的规定及其对照

新《律师法》第37条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律师在参与诉讼活动中因涉嫌犯罪被依法拘留、逮捕的，拘留、逮捕机关应当在拘留、逮捕实施后的二十四小时内通知该律师的家属、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以及所属的律师协会。”关于律师豁免权的规定主要是集中在律师的言论豁免上面。下面分析新律师法中关于豁免权的规定以及国际上相关法律的规定对比。

首先，规定了人身方面的权利。如上所述第一款：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由于这一款比较抽象原则，因此它能起到一个兜底的作用。

其次，规定了关于律师的言论豁免权。关于律师言论豁免，在其它国家或国际相关法律中早有存在。例如：法国1881年刑事诉讼法第41条规定:“不得对律师在法庭上的发言或向法院提交的诉讼文书提起诽谤、侮辱或藐视法庭的诉讼。”1990年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文件中肯定了律师的言论豁免权，其中第20条规定：“律师对其书面或口头辩护时所发表的有关言论或行为职责任务出现于某一法院，法庭或其他行政当局之前所发表的有关言论应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权。”相比之下我国新《律师法》第37条第2款规定：“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从内容本质上看，我国律师法在这方面的规定和其它国家及国际上的规定没有太大的区别。一方面，这体现了我国的规定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它使律师的言论能够得到有效的豁免及律师的相关权利又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最后，规定了对律师出相关处罚时所应该采取的措施。我国新《律师法》第37条第3款的规定为：“律师在参与诉讼活动中因涉嫌犯罪被依法拘留、逮捕的，拘留、逮捕机关应当在拘留、逮捕实施后的二十四小时内通知该律师的家属、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以及所属的律师协会。”律师受到强制措施时，应该通知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及所属的律师协会。这一款中的规定也是围绕保护律师的权利展开的，因为律师受到惩罚以后，作为律师组织的律师协会，在有些律师接到不应有的惩罚的时候，能够站出来为其辩护。

四、进一步完善律师豁免权制度的建议

虽然《律师法》的新规定，让我们看到了律师的豁免权，但还要看到这仅仅是一条笼统的条文，并不能就此成为律师们遮风挡雨的屋顶。下面，笔者就《律师法》第37条本身以及相配套措施的采取，阐述自己的看法。

(一)修改律师豁免权范围

关于律师豁免权的范围，新《律师法》出台之前，我国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人提出“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认为豁免只限于在法庭上的辩护言论;有人提出“律师刑事责任豁免权”，认为豁免包括辩护言论以及提供的书面材料的行为，也即律师不得因使用证据方面之过失而承担刑事责任;有人提出“律师执业豁免权”，认为豁免责任包括刑事和行政责任。新《律师法》的规定，在范围上有扩大有缩小。一方面，将豁免权限制在“法庭上发表的意见”，另一方面，规定的是“诉讼和”，说明没有将豁免权局限在刑事诉讼的范围内，也包括了民事。笔者认为，仅仅对“法庭上发表的意见”进行豁免显然过于狭隘，不能达到该法条的立法目的，建议扩大范围至对法庭上口头和书面的言论以及提交的证据进行豁免。豁免还应包括行政责任，否则，即使律师逃脱了《刑法》第306条的制裁，恐怕还将面临行政处罚、吊销执照的可能。

(二)完善律师违反职业道德惩罚监督制度

完美的制度设计并不存在，任何制度在追求目标实现时必然导致另外一些问题。赋予律师豁免权，也要考虑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免于法律追究并不意味着不负责任，全国律协可以通过加强监管，完善制度进行弥补。而且，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合同约定来督促律师，否则就要求其承担合同责任。

(三)废除《刑法》第306条

新律师法范文篇2

关键词律师法律师执业豁免职务行为

在执业活动中，律师没有国家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的任何职权，是法律界的平民。因此，律师要担负起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法律正确实施的重任，仅有当事人的委托授权，显然难以胜任，我国律师在执业中有时甚至“自身难保”，对于刑事辩护更是顾虑重重。新律师法颁布后，其最大亮点是豁免权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被规定下来。这是国法治建设的又一次进步，同时也将推动我国法治化构建的进一步深入。

一、律师执业豁免权的涵义及特点

对于律师执业豁免权的涵义，笔者认为，律师执业豁免权应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律师在法庭上为辩护所发表的言论，不受法律追究;二是指律师出于职责需要在法庭或其他执法部门时所发表的言论享有豁免权。归纳起来就是指法律赋予律师的、免于其在诉讼中基于当事人委托而为的职务行为遭受法律追究的权利。律师执业豁免权从本质上来看，是属于律师执业风险的保障，是律师履行辩护职责的需要。豁免权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免除通常(非故意或重大过失)的侵权责任，是在诉讼过程这一特定时间与空间里给予律师不因执业而被法律追究的权利，保证律师完全自主地、独立地履行职能，为当事人辩护，并且能在一种合理限度内拥有某种外在及内在的自由。律师的豁免权应该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律师豁免权具有职业性律师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只有当其被当事人委托而从事执业活动之时，才能享有律师的豁免权。如果律师不是从事相关的执业行为，而是从事非执业行为，其行为是不可豁免的。例如：律师在旁听庭审的过程中当场发表了不当的意见，那么其就会受到相关的处罚。

第二，律师豁免权的法定性律师的豁免权不是通过和当事人的约定产生的，也不是通过特定主体的约定，而是通过法律直接规定形成的。律师只能享有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豁免权，律师不得享有法律规定之外的豁免权。

第三，律师豁免权的有限性律师豁免权不是对一切责任的豁免，而是对律师的相对责任的豁免之上。主要是指对律师做出豁免规定的同时，又做出了例外情况的规定。一方面，这使律师能得到有效的豁免权。另一方面，对律师的违法行为也是要追究的。

二、我国新律师法颁布前的立法规定与执业环境

旧律师法对律师的执业豁免权无从提及，与律师在法律职业中的地位严重不符。如第32条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人身权利不受侵犯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由于这一款比较抽象原则，因此可操作性不强。我国《刑法》第306条甚至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此条实质上让律师常常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刑事诉讼法对律师的执业豁免权也是没有涉及。因此，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立法已经严重滞后于我国法治建设进程。

我国律师在新律师法颁布前的执业环境问题，可以说是不容乐观。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努力，我国执业律师制度正逐步走向光明。但是，新律师法颁布前的执业环境尤其是刑事辩护这一领域，更是困难重重。由于执业权利的缺失，再加上《刑法》第306条这个被称为是“律师伪证罪”的利剑，导致律师因执业受刑事处罚的事件履见报端。我国在当时的背景下急需一部切实保护律师权益的法律，赋予律师执业豁免权变得尤为迫切。

三、我国新律师法中关于律师豁免权的规定及其对照

新《律师法》第37条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律师在参与诉讼活动中因涉嫌犯罪被依法拘留、逮捕的，拘留、逮捕机关应当在拘留、逮捕实施后的二十四小时内通知该律师的家属、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以及所属的律师协会。”关于律师豁免权的规定主要是集中在律师的言论豁免上面。下面分析新律师法中关于豁免权的规定以及国际上相关法律的规定对比。

首先，规定了人身方面的权利。如上所述第一款：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由于这一款比较抽象原则，因此它能起到一个兜底的作用。

其次，规定了关于律师的言论豁免权。关于律师言论豁免，在其它国家或国际相关法律中早有存在。例如：法国1881年刑事诉讼法第41条规定:“不得对律师在法庭上的发言或向法院提交的诉讼文书提起诽谤、侮辱或藐视法庭的诉讼。”1990年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文件中肯定了律师的言论豁免权，其中第20条规定：“律师对其书面或口头辩护时所发表的有关言论或行为职责任务出现于某一法院，法庭或其他行政当局之前所发表的有关言论应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权。”相比之下我国新《律师法》第37条第2款规定：“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从内容本质上看，我国律师法在这方面的规定和其它国家及国际上的规定没有太大的区别。一方面，这体现了我国的规定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它使律师的言论能够得到有效的豁免及律师的相关权利又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最后，规定了对律师出相关处罚时所应该采取的措施。我国新《律师法》第37条第3款的规定为：“律师在参与诉讼活动中因涉嫌犯罪被依法拘留、逮捕的，拘留、逮捕机关应当在拘留、逮捕实施后的二十四小时内通知该律师的家属、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以及所属的律师协会。”律师受到强制措施时，应该通知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及所属的律师协会。这一款中的规定也是围绕保护律师的权利展开的，因为律师受到惩罚以后，作为律师组织的律师协会，在有些律师接到不应有的惩罚的时候，能够站出来为其辩护。

四、进一步完善律师豁免权制度的建议

虽然《律师法》的新规定，让我们看到了律师的豁免权，但还要看到这仅仅是一条笼统的条文，并不能就此成为律师们遮风挡雨的屋顶。下面，笔者就《律师法》第37条本身以及相配套措施的采取，阐述自己的看法。

(一)修改律师豁免权范围

关于律师豁免权的范围，新《律师法》出台之前，我国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人提出“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认为豁免只限于在法庭上的辩护言论;有人提出“律师刑事责任豁免权”，认为豁免包括辩护言论以及提供的书面材料的行为，也即律师不得因使用证据方面之过失而承担刑事责任;有人提出“律师执业豁免权”，认为豁免责任包括刑事和行政责任。新《律师法》的规定，在范围上有扩大有缩小。一方面，将豁免权限制在“法庭上发表的意见”，另一方面，规定的是“诉讼和”，说明没有将豁免权局限在刑事诉讼的范围内，也包括了民事。笔者认为，仅仅对“法庭上发表的意见”进行豁免显然过于狭隘，不能达到该法条的立法目的，建议扩大范围至对法庭上口头和书面的言论以及提交的证据进行豁免。豁免还应包括行政责任，否则，即使律师逃脱了《刑法》第306条的制裁，恐怕还将面临行政处罚、吊销执照的可能。

(二)完善律师违反职业道德惩罚监督制度

完美的制度设计并不存在，任何制度在追求目标实现时必然导致另外一些问题。赋予律师豁免权，也要考虑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免于法律追究并不意味着不负责任，全国律协可以通过加强监管，完善制度进行弥补。而且，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合同约定来督促律师，否则就要求其承担合同责任。公务员之家

(三)废除《刑法》第306条

《刑法》第306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条规定十分原则概括，既没有明确职业道德和法律责任的界限，又没有界明主观意向和行为后果的区别。单独将律师作为特殊主体单列罪名，不仅加剧了控辩双方的地位失衡，并且传达了一种歧视律师的错误价值导向，应废除为宜。

我国的律师制度在复苏以后，历经多次改革，正不断得以完善。然而我们仍应清醒地认识到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与国际要求依然有距离。无法追求法律上的绝对完美，但完善我国法制是我们每个法律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衡量一国刑事司法制度科学、民主程度的重要标志。

参考文献：

[1]陈光中，[加].丹尼尔·普瑞方廷.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2][法]色何勒·皮埃尔·拉格特,[英]帕特立克·拉登著.陈庚生等译.西欧国家的律师制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张军，姜伟，田文昌.刑事诉讼：控·辩·审三人谈.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4]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5]王进.赐予律师的免死金牌—律师职业豁免权.现代商业.2007(20).

新律师法范文篇3

(一)律师会见权

《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了律师会见权：“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律师法》关于律师会见权的规定体现在第33条：“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就会见权而言，新《律师法》规定律师可以根据需要随时会见犯罪嫌疑人，取消了侦查机关派员在场和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必须经过侦查机关同意的限制;但是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

(二)律师阅卷权

在阅卷权方面，《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法典的冲突主要体现在阅卷的范围上。《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律师法》第34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通过对法条的比较可以看出，律师的阅卷权已经由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技术性鉴定材料扩展到整个案卷材料;《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在移送起诉阶段仅仅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律师阅卷权的范围明显狭窄。

(三)律师调查取证权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新《律师法》第35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新《律师法》规定律师可以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事项，而不必经过被调查人或单位的同意。对于律师的调查收集证据，新《律师法》给予了两个渠道，一是申请办案机关调查;二是自己调查。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结合新《律师法》第33条，从侦查阶段开始，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就可以自行开展调查了。而通过《刑事诉讼法》第37条的规定可以看出：首先，律师向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进行调查取证,都必须取得被调查者的同意。其次，律师向被害人及其提供的证人进行调查取证,不仅要取得被害人、证人的同意,而且还要经由检察机关或者法院许可。再次，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辩护人才可以调查。

(四)律师辩护身份

新《律师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实际上这一条规定已经把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律师的地位基本上确定下来，那就是从审前程序中侦查阶段开始，到审判阶段律师的权利是一样的，律师要求会见可以不需要经过批准，律师可以会见不被监听。换言之，从侦查阶段开始，律师就可以以辩护人的身份介入了。但是《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这显然将侦查讯问阶段的律师排斥在辩护人范围之外。《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有学者认为，律师在侦查阶段，只是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而不是也不能行使法律意义上的完全的辩护权。[1]我国刑诉法并未明确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属于“诉讼参与人”中的哪一种。按照《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在侦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并不具有辩护人的诉讼地位，甚至连“诉讼参与人”都不是。[2]也就是说，律师尽管能够为刑事侦查阶段的犯罪嫌疑人提供一些帮助，但律师的有限参与不足以改变刑事侦查程序的基本格局。

(五)律师执业言论豁免权

律师执业言论豁免权是指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言论，不受法律追究的权利，即司法机关不得因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辩护言论而拘留、逮捕律师或追究律师的法律责任。[3]新《律师法》第37条规定了律师执业言论豁免权：“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尽管我国律师法顺应国际的趋势，规定了律师在诉讼过程中的言论豁免权，但是，仅仅是有限的言论豁免权，因为第37条又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的例外条款，使得律师们仍然担心，如果“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判断标准依旧掌握在法官手里，该条款可能会成为法庭制裁律师的依据，而且，此处的规定非常的不确定，例如何为恶意诽谤他人，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要追究法律责任，具体包括哪些责任形式，民事责任，行政追究，刑事责任，还是职业处罚，例如，吊销执照，停业，罚款等等。但无论如何，“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这一规定，对于中国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已经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也是新《律师法》在理念上的一大进步!

二、新《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在理念上的冲突

(一)传统诉讼理念和现代诉讼理念的冲突

在我国，传统的刑事诉讼理念认为：《刑事诉讼法》目的就是为了保证侦控机关能够通过刑事诉讼活动有效地惩罚犯罪、控制犯罪，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对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相应诉讼权利明显不足，在实践中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律师参与诉讼难、律师辩护难等现象的发生与传统的刑事诉讼理念有着直接关系。现代的刑事诉讼理念认为：《刑事诉讼法》价值体现不仅要保证司法机关通过正当程序即在不侵害公民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情况下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而且要满足所有人的安全、秩序、自由以及人格尊严的需求。[4]罪刑法定和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刑事法律理念的两大基本原则。前者已为我国刑法所规定，后者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却并不明确。新《律师法》充分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刑事诉讼法》对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作了借鉴，在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但由于法律未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相反课以其如实回答侦查人员讯问的义务，现实中侦查仍存在以获取被告人口供为中心的倾向，以刑讯逼供或其他非法方法获取口供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二)惩治犯罪和人权保障的冲突

长期以来，我国受大陆法系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影响，在刑事诉讼中已经形成重实体真实、轻程序正当，重惩罚犯罪、轻人权保障的诉讼理念。体现在立法上，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如何充分发挥刑事诉讼惩罚犯罪犯罪、控制犯罪的功能特别重视，突出表现在立法对侦控机关权力行使的限则未予充分关注;体现在司法实践中，侦控机关的人权观念较差，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剥夺辩护权、律师参与诉讼难等现象不胜枚举。[5]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在指导思想上追求惩罚犯罪与人权保障的平衡，但这种平衡是在惩罚犯罪的框架下定位人权保障的实现，不太关注权利保障。我国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中国人权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同时也对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新《律师法》更多的体现人权保障的理念，在惩罚犯罪和人权保障并重的基础上找到了平衡点和落脚点，通过扩大律师的辩护权，为控诉方提出和赢得起诉设置障碍，使律师在诉讼中与执法人员地位平等，能够抗衡权力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形成控、辩、审三方稳定的三角结构。

三、新《律师法》适用冲突解决的路径选择

(一)修改《刑事诉讼法》

1.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必然性

新《律师法》为解决律师执业中存在的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等问题而规定了一些新的措施。但新《律师法》的修订和出台是否就能起到根本改善律师执业环境的作用呢?《律师法》作为行业法，它的法律适用范围是有限的，必须考虑与相关基本法的衔接。许多问题的解决，更多地需要依靠诉讼法等基本法作相应改动。基本法不改，《律师法》的规定的律师权利在实践中很难落实到实处。因此，只有通过《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的修改以及出台相关的立法解释，使其能与《律师法》协调和衔接起来，才能使律师更好地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才能更好地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律师依法执业，发挥律师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作用，为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做出更大贡献。公务员之家

2.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可行性

根据《宪法》第62条和《立法法》第7条的相关规定，可知由于《刑事诉讼法》是刑事诉讼领域的基本法律，所以全国人大有权对其进行修改;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可以对《刑事诉讼法》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律师法》不是基本法律，所以其修改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如果是全国人大对《刑事诉讼法》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律师法》进行修改，则修改没有法律上的限制;但是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则必须是部分修改，而且不得同《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二)出台立法解释

1.出台立法解释的必然性

在我国法律制度层面上，立法机关是法律解释主体之一，国家立法机关对法律所作的解释被称为立法解释。[6]根据我国立法法第42条的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最高立法机关之常设机关享有刑事诉讼法之立法解释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其解释主体地位是宪法所赋予的，具有合宪性;其次，根据宪法，其还享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其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的权力。刑事诉讼法属于国家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对其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再次，国家立法机关具有监督法律正确实施的职责，其监督方法也很多，但通过行使立法解释权，作出相关的立法解释，以指导行政机关正确理解法律的确切含义或纠正执行机关对法律原意的错误理解，同样也是一种监督法律实施的方法，并且也是一种较为有效的监督方法，它能更全面、准确地体现立法思想，从而保证法律统一并得到正确的执行与遵守。[7]最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立法解释主体，行使刑事诉讼法立法解释权，产生具有普遍约束力并以规范性法律文件呈现的抽象性立法解释，对各级刑事诉讼法的适用机关都具有约束力，可以反复适用。[8]

新律师法范文篇4

[关键词]职务犯罪;初查制度;律师法

前言

最新修订过的《律师法》于2008年6月1日开始实施，该法在保障律师权利，促进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的保护方面都超越了原有法律规范的束缚，对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产生了推动作用，因而赢得了普遍的赞誉。在新《律师法》中，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地加大，特别是该法第33条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给检察机关侦查工作的开展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因此，本文在《律师法》修订的背景下，对我国职务犯罪初查制度展开一些论述，特别是分析如何实现制度上的转换，使侦查工作既能够满足新《律师法》的要求，同时又不至于妨碍检察机关法定职权的行使，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共同推动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进步。

一、职务犯罪初查制度概述

职务犯罪初查制度是我国司法机关的独创，该制度起源于检察机关的办案实践，但是已经为规范性文件所吸收，而成为一项制度。199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规定：“侦查部门对举报中心移交举报的线索进行审查后，认为需要初查的，应当报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此外，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规定“初查是检察机关对案件线索在立案前依法进行的审查，包括必要的调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初查制度确实存在于我国刑事司法活动中，而且是一项制度，在检察机关的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二、初查并不是一项法定程序，只存在于上述低位阶的规范性文件中。

笔者认为，初查制度出现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满足侦查程序的需要。初查可以获得一些重要的线索，这些线索对于后续的立案侦查活动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初查程序的存在可以满足检察机关办案的需要，对于打击职务犯罪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弥补了刑事诉讼法的缺憾。职务犯罪的侦查工作与普通犯罪不同，存在很多特殊性，但是刑事诉讼法并没有突出职务犯罪侦查的这些特殊性，造成了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无法掌握足够的信息和线索，不利于开展职务犯罪的侦查工作。因此，初查制度的出现是对刑事诉讼法的必要补充，具有一定的制度价值。正是基于这个理由，笔者认为初查制度应该为刑事诉讼法所吸收。

在新《律师法》实施的背景下，律师能够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介入检察机关的侦查活动，显然这给检察机关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职务犯罪的涉及面、重要性等均不是普通刑事案件所能比，这类案件甚至还会涉及到国家秘密，因此，在新《律师法》实施的背景下，检察机关的初查制度必须寻求某种变革，以更快、更精准的手段打击职务犯罪，维护人民利益和法律的尊严。

二、新《律师法》带来的压力及职务犯罪办案的可行路径

(一)新《律师法》对职务犯罪办案形成的压力

新《律师法》颇受赞誉的一点就是该法第33条的规定，其具体内容是：“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

此外，新《律师法》还赋予了律师更为广泛的调查权利，使之能够与检察机关相抗衡，这也对检察机关的工作带来了挑战。

从法学原理的角度来说，新《律师法》所构建的制度是法律进步的表现。但是从司法实践来看，这一制度安排对检察机关形成一定的压力，不利于检察机关搜集更多的证据以顺利开展侦查工作，使检察机关在打击职务犯罪的过程中显得较为被动，甚至有可能失去打击犯罪的良好时机。新《律师法》的规定无可非议，其本身是法治进步的体现，但是检察机关必须在现行法律制度框架内，寻求可行的路径，变革工作方法，以切实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

(二)检察机关在新《律师法》背景下的办案路径选择

为了应对新法的挑战，同时为了职务犯罪活动的顺利展开，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办案过程中可行的路径就是尽量将办案的重心前移，适当突出初查程序的地位。具体而言，就是将侦查程序中所要完成的工作尽量前移至初查阶段，这样不但可以化解新《律师法》对侦查工作的一些挑战，还可以很好地推动职务犯罪办案程序的进行，实现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司法职能。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笔者对检察机关在新《律师法》背景下的办案方法作出如下建议：

第一、加强情报信息的管理

在新《律师法》实施的背景下，检察机关在侦查活动中的权力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检察机关必须改变原有的工作方法，特别是应该加强初查程序中的情报信息管理，建立一整套长效的、科学的情报信息管理机制。具体而言，检察机关不能过度依赖于侦查阶段对信息的获取，而是应该主动出击，动态管理情报信息，特别是应该有专门的情报管理人员，定期整理相关信息，并且向相关领导通报，寻求对策。

第二、重视初查制度的地位和作用。

初查制度由于其非法定性曾经遭受一些非议，但是在新《律师法》背景下，其对打击职务犯罪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因此，检察机关应该重视初查制度、善于利用初查制度。此外，立法机关也应该发现初查制度的价值，在我国尚没有专门立法针对职务犯罪的侦查程序的前提下，可以使刑事诉讼法吸纳初查程序，实现初查制度侦查化。

三、职务犯罪初查制度的侦查化变革

(一)初查程序侦查化的原因

职务犯罪办案活动的重心前移至初查，有利于职务犯罪检察机关的工作，但是不难看到，初查程序目前还不是一项法定的程序，只能说是检察机关内部办案的流程。因此，笔者的观点是，职务犯罪初查制度应该尽快侦查化，使之真正成为侦查程序的一部分，使之法定化、程序化。其理由有如下几点：

第一、初查程序有其独立价值。

笔者认为，初查程序有其独立的价值，因此，初查程序有存在的必要，不能废除，这一点上文已经有所论述。关键是如何提升初查程序的法律位阶，使之成为一种法定的程序，发挥其在职务犯罪办案活动中的独特作用。

第二、初查本身就具有侦查内涵。

立案前的初查和立案后的侦查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均均有侦查的性质，唯一不同的是两者分属“立案”前后。因此，既然初查在性质上属于侦查，不如将初查侦查化，以实现初查程序的法律化、程序化、规范化。

第三、法治理念本身的要求。

在法治理念中，任何权力的运行必须被纳入法律所设定的运行轨道，以实现法律对权力的监督和控制。目前的初查制度属于“任意侦查”，缺乏程序化色彩，缺少外部监督，因此与法治理念相背离，不利于法治事业的开展。

(二)初查程序侦查化的具体路径

初查程序侦查化并不就是仅仅将初查纳入刑事诉讼法，相反，初查程序的侦查化涉及职务犯罪侦查制度的根本架构问题，也涉及职务犯罪办案活动的根本理念。笔者认为，欲实现职务犯罪初查制度的侦查化，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赋予检察机关在初查中以一定的侦查权力。

初查程序的侦查化，事实上就是以侦查程序来适当改造初查程序，使检察机关能够有足够的权限来应对职务犯罪。笔者的观点是，我国的初查程序本身并不存在问题，只是由于我国职务犯罪立案制度的相关缺陷造成了初查程序的应有价值和功能得不到正确发挥。因此，笔者的建议是，初查制度应该转变为初步侦查程序，一方面该程序应该为刑事诉讼法所确认;另一方面，初步侦查程序主要实现的目标是信息和线索的搜集、分析;在此，法律应该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权力，使之能够以询问、查询、勘验、鉴定等任意侦查措施。

第二、善于利用初查程序，赢得办案主动权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通过选择恰当的办案方式，可以有效消解新《律师法》带来的压力。因此，在遵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检察机关应该在把握职务犯罪特点的前提下，选择有利于检察机关的办案手段，来实现打击职务犯罪的目的。具体而言，在初查程序中，检察机关应该尽量采取不惊动犯罪嫌疑人的方法，来掌握第一手的信息，直接为后续的正式侦查工作特别是其中的调查取证工作做好铺垫，尽量将可行的工作置于初查程序中完成，以此取得办案过程中的主动权。

第三、重视初次讯问的时机性和技巧性

在新《律师法》实施背景下，初次讯问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初次讯问的时间点直接关系到律师的介入时间，因此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必须高度重视之。笔者在通过对司法实务工作的研习和理解后认为，检查机关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应该在切实掌握详尽信息后再实施初次询问，否则可能对办案进行带了不利的影响，也可能使检察机关进一步限于不利的局面，从而延误了打击犯罪的最佳时间。

此外，除了重视初次讯问的时机外，还应该注重初次讯问的技巧。由于初次讯问后，律师有可能会介入，因此检察机关在初次讯问的过程中，应该尽量获得与案件有关的关键性信息，为后续的侦查工作做好准备。当然，初次讯问并非本文所要阐述的重点，初次讯问标志着初查工作的结束，因此本文对初次讯问的问题不作赘述。

结语

职务犯罪办案过程中的初查制度在打击违法犯罪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其一直缺乏规范化、程序化，无法发挥正常的功能，甚至产生一些负面效应。新《律师法》的实施使这个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并且广为关注。本文认为，新《律师法》在给检察机关带来压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制度变革的机遇，我国应该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刑事司法改革，在职务犯罪侦查领域，就应该实现初查的侦查化，以此丰富和完善职务犯罪侦查制度，使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1]谢佑平，万毅刑事侦查制度原理[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

[2]赵志.建刑事立案若干问题探讨[J].人民检察.2000(4)：11

[3]李超，胡绍宝.论职务犯罪初查的归位[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7(5)

[4]韩东成.新《律师法》与现代刑事司法理念的契合及对现行刑诉法的超越——以新《律师法》对律师权利的修改为视角[J].法治研究.2008(5)

[5]夏莲翠.新旧《律师法》系统研究[J].法治研究.2008(2)

新律师法范文篇5

[关键词]职务犯罪;初查制度;律师法

最新修订过的《律师法》于2008年6月1日开始实施，该法在保障律师权利，促进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的保护方面都超越了原有法律规范的束缚，对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产生了推动作用，因而赢得了普遍的赞誉。在新《律师法》中，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地加大，特别是该法第33条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给检察机关侦查工作的开展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因此，本文在《律师法》修订的背景下，对我国职务犯罪初查制度展开一些论述，特别是分析如何实现制度上的转换，使侦查工作既能够满足新《律师法》的要求，同时又不至于妨碍检察机关法定职权的行使，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共同推动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进步。

一、职务犯罪初查制度概述

职务犯罪初查制度是我国司法机关的独创，该制度起源于检察机关的办案实践，但是已经为规范性文件所吸收，而成为一项制度。199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规定：“侦查部门对举报中心移交举报的线索进行审查后，认为需要初查的，应当报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此外，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规定“初查是检察机关对案件线索在立案前依法进行的审查，包括必要的调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初查制度确实存在于我国刑事司法活动中，而且是一项制度，在检察机关的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二、初查并不是一项法定程序，只存在于上述低位阶的规范性文件中。[1]

笔者认为，初查制度出现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满足侦查程序的需要。初查可以获得一些重要的线索，这些线索对于后续的立案侦查活动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初查程序的存在可以满足检察机关办案的需要，对于打击职务犯罪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弥补了刑事诉讼法的缺憾。职务犯罪的侦查工作与普通犯罪不同，存在很多特殊性，但是刑事诉讼法并没有突出职务犯罪侦查的这些特殊性，造成了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无法掌握足够的信息和线索，不利于开展职务犯罪的侦查工作。因此，初查制度的出现是对刑事诉讼法的必要补充，具有一定的制度价值。正是基于这个理由，笔者认为初查制度应该为刑事诉讼法所吸收。

在新《律师法》实施的背景下，律师能够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介入检察机关的侦查活动，显然这给检察机关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职务犯罪的涉及面、重要性等均不是普通刑事案件所能比，这类案件甚至还会涉及到国家秘密，因此，在新《律师法》实施的背景下，检察机关的初查制度必须寻求某种变革，以更快、更精准的手段打击职务犯罪，维护人民利益和法律的尊严。[2]

二、新《律师法》带来的压力及职务犯罪办案的可行路径

(一)新《律师法》对职务犯罪办案形成的压力

新《律师法》颇受赞誉的一点就是该法第33条的规定，其具体内容是：“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此外，新《律师法》还赋予了律师更为广泛的调查权利，使之能够与检察机关相抗衡，这也对检察机关的工作带来了挑战。

从法学原理的角度来说，新《律师法》所构建的制度是法律进步的表现。但是从司法实践来看，这一制度安排对检察机关形成一定的压力，不利于检察机关搜集更多的证据以顺利开展侦查工作，使检察机关在打击职务犯罪的过程中显得较为被动，甚至有可能失去打击犯罪的良好时机。新《律师法》的规定无可非议，其本身是法治进步的体现，但是检察机关必须在现行法律制度框架内，寻求可行的路径，变革工作方法，以切实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

(二)检察机关在新《律师法》背景下的办案路径选择

为了应对新法的挑战，同时为了职务犯罪活动的顺利展开，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办案过程中可行的路径就是尽量将办案的重心前移，适当突出初查程序的地位。具体而言，就是将侦查程序中所要完成的工作尽量前移至初查阶段，这样不但可以化解新《律师法》对侦查工作的一些挑战，还可以很好地推动职务犯罪办案程序的进行，实现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司法职能。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笔者对检察机关在新《律师法》背景下的办案方法作出如下建议：

第一、加强情报信息的管理

在新《律师法》实施的背景下，检察机关在侦查活动中的权力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检察机关必须改变原有的工作方法，特别是应该加强初查程序中的情报信息管理，建立一整套长效的、科学的情报信息管理机制。具体而言，检察机关不能过度依赖于侦查阶段对信息的获取，而是应该主动出击，动态管理情报信息，特别是应该有专门的情报管理人员，定期整理相关信息，并且向相关领导通报，寻求对策。第二、重视初查制度的地位和作用。

初查制度由于其非法定性曾经遭受一些非议，但是在新《律师法》背景下，其对打击职务犯罪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因此，检察机关应该重视初查制度、善于利用初查制度。此外，立法机关也应该发现初查制度的价值，在我国尚没有专门立法针对职务犯罪的侦查程序的前提下，可以使刑事诉讼法吸纳初查程序，实现初查制度侦查化。

三、职务犯罪初查制度的侦查化变革

(一)初查程序侦查化的原因

职务犯罪办案活动的重心前移至初查，有利于职务犯罪检察机关的工作，但是不难看到，初查程序目前还不是一项法定的程序，只能说是检察机关内部办案的流程。[3]因此，笔者的观点是，职务犯罪初查制度应该尽快侦查化，使之真正成为侦查程序的一部分，使之法定化、程序化。其理由有如下几点：

第一、初查程序有其独立价值。

笔者认为，初查程序有其独立的价值，因此，初查程序有存在的必要，不能废除，这一点上文已经有所论述。关键是如何提升初查程序的法律位阶，使之成为一种法定的程序，发挥其在职务犯罪办案活动中的独特作用。

第二、初查本身就具有侦查内涵。

立案前的初查和立案后的侦查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均均有侦查的性质，唯一不同的是两者分属“立案”前后。因此，既然初查在性质上属于侦查，不如将初查侦查化，以实现初查程序的法律化、程序化、规范化。[4]

第三、法治理念本身的要求。

在法治理念中，任何权力的运行必须被纳入法律所设定的运行轨道，以实现法律对权力的监督和控制。目前的初查制度属于“任意侦查”，缺乏程序化色彩，缺少外部监督，因此与法治理念相背离，不利于法治事业的开展。

(二)初查程序侦查化的具体路径

初查程序侦查化并不就是仅仅将初查纳入刑事诉讼法，相反，初查程序的侦查化涉及职务犯罪侦查制度的根本架构问题，也涉及职务犯罪办案活动的根本理念。笔者认为，欲实现职务犯罪初查制度的侦查化，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赋予检察机关在初查中以一定的侦查权力。

初查程序的侦查化，事实上就是以侦查程序来适当改造初查程序，使检察机关能够有足够的权限来应对职务犯罪。笔者的观点是，我国的初查程序本身并不存在问题，只是由于我国职务犯罪立案制度的相关缺陷造成了初查程序的应有价值和功能得不到正确发挥。因此，笔者的建议是，初查制度应该转变为初步侦查程序，一方面该程序应该为刑事诉讼法所确认;另一方面，初步侦查程序主要实现的目标是信息和线索的搜集、分析;在此，法律应该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权力，使之能够以询问、查询、勘验、鉴定等任意侦查措施。

第二、善于利用初查程序，赢得办案主动权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通过选择恰当的办案方式，可以有效消解新《律师法》带来的压力。因此，在遵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检察机关应该在把握职务犯罪特点的前提下，选择有利于检察机关的办案手段，来实现打击职务犯罪的目的。具体而言，在初查程序中，检察机关应该尽量采取不惊动犯罪嫌疑人的方法，来掌握第一手的信息，直接为后续的正式侦查工作特别是其中的调查取证工作做好铺垫，尽量将可行的工作置于初查程序中完成，以此取得办案过程中的主动权。

第三、重视初次讯问的时机性和技巧性

在新《律师法》实施背景下，初次讯问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初次讯问的时间点直接关系到律师的介入时间，因此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必须高度重视之。[5]笔者在通过对司法实务工作的研习和理解后认为，检查机关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应该在切实掌握详尽信息后再实施初次询问，否则可能对办案进行带了不利的影响，也可能使检察机关进一步限于不利的局面，从而延误了打击犯罪的最佳时间。

此外，除了重视初次讯问的时机外，还应该注重初次讯问的技巧。由于初次讯问后，律师有可能会介入，因此检察机关在初次讯问的过程中，应该尽量获得与案件有关的关键性信息，为后续的侦查工作做好准备。当然，初次讯问并非本文所要阐述的重点，初次讯问标志着初查工作的结束，因此本文对初次讯问的问题不作赘述。

总而言之，职务犯罪办案过程中的初查制度在打击违法犯罪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其一直缺乏规范化、程序化，无法发挥正常的功能，甚至产生一些负面效应。新《律师法》的实施使这个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并且广为关注。本文认为，新《律师法》在给检察机关带来压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制度变革的机遇，我国应该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刑事司法改革，在职务犯罪侦查领域，就应该实现初查的侦查化，以此丰富和完善职务犯罪侦查制度，使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1]韩东成.新《律师法》与现代刑事司法理念的契合及对现行刑诉法的超越——以新《律师法》对律师权利的修改为视角[J].法治研究.2008(5)

[2]夏莲翠.新旧《律师法》系统研究[J].法治研究.2008(2)

[3]李超.胡绍宝.论职务犯罪初查的归位[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7(5)

新律师法范文篇6

一、修改后律师法奏响多重积极效果，缩现司法进步

律师法的修改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它着眼于公民权利保护的广度，着眼于律师执业权利的保护的力度，着眼于执法程序规范、透明的深度，是我国司法进步的一个缩影：

1、体现以人为本，给予当事人及时、全面的法律保护

“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将成为呈堂证供。”“在我的律师来之前，我不会回答你的任何问题”这只能在影视中才能听到的台词，随着律师法的修改使之变为现实。修改后的律师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这一规定使律师可以在第一时间会见犯罪嫌疑人，给予犯罪嫌疑人及时的法律帮助，并且会见内容不被监听，将给律师和当事人创造更好的交流环境，给予当事人及时的法律保护。修改后的律师法还规定律师应当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应当予以保密。这一规定使当事人在案情涉及自己隐私、商业秘密等自己不愿意泄露的情况和信息时没后顾之忧，仍可以大胆的与律师交流，获得更全面的法律保护。修改后的律师法赋予了律师更强的调查取证权，可以获取更多对当事人有利的证据，这对当事权利的保障是无可厚非的。

2、强化律师权利,保障律师执业顺利畅通

律师只要凭律师执业证、事务所证明、委托书或法律援助公函就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修改后的律师法为律师行使会见权削去了经过侦查机关批准这重阻力，不需要任何机关的批准就可以会见，让律师会见难这一现状成为历史。受委托律师在公诉部门审查起诉阶段，有权查阅、摘抄、复制的材料不再限于诉讼文书和技术性鉴定材料，已扩大到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使律师的问卷权进一步得到充实。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就可以向有关单位或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不再以经过被调查人的同意为条件，即使调查不便还可以申请检察院与法院去调查取证，这为律师能够顺畅执业提供了一大保障。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在法庭上发表的、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使律师在法庭辩护中可以畅快淋漓的表达当事人的意愿，不用再担心自身的人身安全。这一执业豁免权的设立，让律师权利进一步强化，律师执业得到更有效的保障。

3、促进程序公开，强化执法工作规范、透明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程序公开透明是防止执法部门工作不规范和司法腐败的有效措施。修改后的律师法赋予律师更强的会见权、可以让律师第一时间介入到侦查阶段，以防止刑讯副供及侦查阶段的其它不规范行为，使侦查程尽早公开。律师阅卷权的充实，让检察公诉部门的公示范围再一次扩大，公诉审查工作更加公开、透明。律师执业豁免权的设立，让律师在法庭上畅所欲言，增强了出庭律师与公诉工作的对抗性，有效的促进出庭公诉工作规范化。

二、修改后的律师法消极影响深化，挑战检察公诉

修改后的律师法它赋予了律师更全面的阅卷权、自主的调查取证权、法庭言论豁免权和充分的会见权，对刑事控方的消极影响涉及了证据补充、案件审查、出庭公诉的各个环节，对公诉部门来说极具挑战性：

1、证据开示缺乏双向性,增加控方举证难度

修改后的律师法的规定将律师的阅权，不再限于审查起诉阶段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而扩大至与案件有关案卷材料，审判阶段不再限于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而扩大至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这意味着修改后的律师法使侦控机关所掌握的证据材料，从现有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半公开”状态变为“全面公开”状态。这一转变使律师可以全面获得侦控部门所撑握的证据，修改后的律师法赋予的律师更强调查取证权，这将使律师可以取得更多有利犯罪嫌疑人的证据，而律师并没有义务向控方呈示这一切。控诉方单方面承担证据呈示义务的制度本身就有缺陷，律师法还规定,犯罪嫌疑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控诉部门承担，辩护方不承担相关责任，这势必增加了控方举证的难度。

2、言辞证据的客观性、稳定性减弱，影响审查起诉。

言辞证据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及辩解、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等，能直接有效的证明案件事实，它是人们主观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性极易受到人们主观意识的影响。一般犯罪嫌疑人、证人不了解侦查机关需要哪些证据，取得了哪证据，不敢轻易翻供。修改后的律师法赋予了律师更充分的阅卷权、调查取证权、会见权，使律师对案件证据弱点、薄弱环节和调查取到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及早的透露给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对自己的行为性质和行为后果有充分认识之后，加上一些素质不高的律师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点拨”，再辅之“不被监听”这一“法律保障”必将形成翻供及与其它共犯、证人串供的极大可能，给本来缺乏稳定性、客观性的言词证据的证明力大打折扣。象主要靠言词证据定案的贿赂犯罪，一旦犯罪嫌疑人翻供与其它共犯、证人串供，可能导致案件无法起诉，甚至撤案。

3、法庭对抗性更加尖锐，增强出庭难度

修改后的律师法赋予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的豁免权，使律师发表意见用词更为尖锐，甚至发表一些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的推测性、夸张的言论，这将使控辩双方的法庭对抗程度更加激烈。更强的调查取证权、阅卷权、会见权，律师很有可能调取到对被告人有利某些关键性的证据。由于是单向呈示义务，而公诉部门对律师调取的证据很大可能是全然不知，如果律师在法庭上突然出示这些证据，这必然会使公诉机关陷入被动，增加了出庭难度。

三、准确适用修改后的《律师法》，惩恶扬善

对待修改后的律师法的实施，我们应该摆正心态、积极应对，既要看到刑事诉讼的目的不只是片面的追求打击犯罪，它注重打击犯罪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并重。修改后的律师法的实施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它诉讼参与人的一面，又要看到它给公诉工作带来挑战性的一面。因此我们必须积极适应，更新执法观念，认真执行、准确适用法律规定。

1、加强内部机制建设,提升自身防御能力

在执法过程中更加注重程序正义，严格按照法律的程序对案件进行审查，保证执法程序的公正。注重证据审查从整体上去把握，对关键证据、薄弱证据、言辞证据进行针对有效的复核，使证据的体系性加固，形成坚固的证据锁链，减少因言辞证据的变化对整个案件产生影响。加快审查起诉速度，“压缩”辩护律师阅卷后的针对性调查取证，制衡控方获取证据信息单方性，以减轻举证难度。建立定期业务学习制度，通过组织业务专家授课、分组讨论、经验介绍、案例讲评等方式，深化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翻供技巧的研究，提高办案人员审查、分析、判断和运用证据的能力，提升公诉人出庭应变能力。

2、扩宽外部沟通面，减少不稳因素冲击力

注重与当事人双方的交流，听取当事人双方对案件发生过程的描述、对犯罪疑人有罪、无罪及案件的处理意见，加强与侦查机关的沟通与合作，将所获信息及时互通，提示侦查部门补强完善证据，尽量收集言辞证据以外的其它证据。加强与监所机关信息联络与共享，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间的言行表现予以掌握。对可能出现翻供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辩护律师会见后，可以及时提审，了解其思想、态度有无变化，需要作一引起有针对性的工作。我国刑事诉讼规定的是检察机关单方的证据是呈示义务，加强与律师的沟通，听取律师自己对案件事实和证据、案件定性及犯罪嫌疑人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的意见尤为重要。如果检察机关办案人员认真听取辩护律师提出的意见，可以拓展思路，权衡案件证据，换位思考处理案件，全方位审查案件，并可采纳辩护律师提出的正确观点，收集无罪、罪轻证据，正确分析现有证据情况，使审查案件证据体系进一步完善，并明确控辩双方法庭辩论的焦点，有针对性地做好法庭讯问、举证、质证和辩论的准备工作，掌控法庭辩论的主动权。

新律师法范文篇7

关键词：职务犯罪;初查制度;律师法

前言

最新修订过的《律师法》于2008年6月1日开始实施，该法在保障律师权利，促进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的保护方面都超越了原有法律规范的束缚，对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产生了推动作用，因而赢得了普遍的赞誉。在新《律师法》中，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地加大，特别是该法第33条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给检察机关侦查工作的开展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因此，本文在《律师法》修订的背景下，对我国职务犯罪初查制度展开一些论述，特别是分析如何实现制度上的转换，使侦查工作既能够满足新《律师法》的要求，同时又不至于妨碍检察机关法定职权的行使，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共同推动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进步。

一、职务犯罪初查制度概述

职务犯罪初查制度是我国司法机关的独创，该制度起源于检察机关的办案实践，但是已经为规范性文件所吸收，而成为一项制度。199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规定：“侦查部门对举报中心移交举报的线索进行审查后，认为需要初查的，应当报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此外，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规定“初查是检察机关对案件线索在立案前依法进行的审查，包括必要的调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初查制度确实存在于我国刑事司法活动中，而且是一项制度，在检察机关的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二、初查并不是一项法定程序，只存在于上述低位阶的规范性文件中。

笔者认为，初查制度出现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满足侦查程序的需要。初查可以获得一些重要的线索，这些线索对于后续的立案侦查活动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初查程序的存在可以满足检察机关办案的需要，对于打击职务犯罪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弥补了刑事诉讼法的缺憾。职务犯罪的侦查工作与普通犯罪不同，存在很多特殊性，但是刑事诉讼法并没有突出职务犯罪侦查的这些特殊性，造成了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无法掌握足够的信息和线索，不利于开展职务犯罪的侦查工作。因此，初查制度的出现是对刑事诉讼法的必要补充，具有一定的制度价值。正是基于这个理由，笔者认为初查制度应该为刑事诉讼法所吸收。

在新《律师法》实施的背景下，律师能够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介入检察机关的侦查活动，显然这给检察机关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职务犯罪的涉及面、重要性等均不是普通刑事案件所能比，这类案件甚至还会涉及到国家秘密，因此，在新《律师法》实施的背景下，检察机关的初查制度必须寻求某种变革，以更快、更精准的手段打击职务犯罪，维护人民利益和法律的尊严。

二、新《律师法》带来的压力及职务犯罪办案的可行路径

(一)新《律师法》对职务犯罪办案形成的压力

新《律师法》颇受赞誉的一点就是该法第33条的规定，其具体内容是：“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

此外，新《律师法》还赋予了律师更为广泛的调查权利，使之能够与检察机关相抗衡，这也对检察机关的工作带来了挑战。

从法学原理的角度来说，新《律师法》所构建的制度是法律进步的表现。但是从司法实践来看，这一制度安排对检察机关形成一定的压力，不利于检察机关搜集更多的证据以顺利开展侦查工作，使检察机关在打击职务犯罪的过程中显得较为被动，甚至有可能失去打击犯罪的良好时机。新《律师法》的规定无可非议，其本身是法治进步的体现，但是检察机关必须在现行法律制度框架内，寻求可行的路径，变革工作方法，以切实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

(二)检察机关在新《律师法》背景下的办案路径选择

为了应对新法的挑战，同时为了职务犯罪活动的顺利展开，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办案过程中可行的路径就是尽量将办案的重心前移，适当突出初查程序的地位。具体而言，就是将侦查程序中所要完成的工作尽量前移至初查阶段，这样不但可以化解新《律师法》对侦查工作的一些挑战，还可以很好地推动职务犯罪办案程序的进行，实现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司法职能。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笔者对检察机关在新《律师法》背景下的办案方法作出如下建议：

第一、加强情报信息的管理

在新《律师法》实施的背景下，检察机关在侦查活动中的权力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检察机关必须改变原有的工作方法，特别是应该加强初查程序中的情报信息管理，建立一整套长效的、科学的情报信息管理机制。具体而言，检察机关不能过度依赖于侦查阶段对信息的获取，而是应该主动出击，动态管理情报信息，特别是应该有专门的情报管理人员，定期整理相关信息，并且向相关领导通报，寻求对策。

第二、重视初查制度的地位和作用。

初查制度由于其非法定性曾经遭受一些非议，但是在新《律师法》背景下，其对打击职务犯罪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因此，检察机关应该重视初查制度、善于利用初查制度。此外，立法机关也应该发现初查制度的价值，在我国尚没有专门立法针对职务犯罪的侦查程序的前提下，可以使刑事诉讼法吸纳初查程序，实现初查制度侦查化。

三、职务犯罪初查制度的侦查化变革

(一)初查程序侦查化的原因

职务犯罪办案活动的重心前移至初查，有利于职务犯罪检察机关的工作，但是不难看到，初查程序目前还不是一项法定的程序，只能说是检察机关内部办案的流程。因此，笔者的观点是，职务犯罪初查制度应该尽快侦查化，使之真正成为侦查程序的一部分，使之法定化、程序化。其理由有如下几点：

第一、初查程序有其独立价值。

笔者认为，初查程序有其独立的价值，因此，初查程序有存在的必要，不能废除，这一点上文已经有所论述。关键是如何提升初查程序的法律位阶，使之成为一种法定的程序，发挥其在职务犯罪办案活动中的独特作用。

第二、初查本身就具有侦查内涵。

立案前的初查和立案后的侦查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均均有侦查的性质，唯一不同的是两者分属“立案”前后。因此，既然初查在性质上属于侦查，不如将初查侦查化，以实现初查程序的法律化、程序化、规范化。第三、法治理念本身的要求。

在法治理念中，任何权力的运行必须被纳入法律所设定的运行轨道，以实现法律对权力的监督和控制。目前的初查制度属于“任意侦查”，缺乏程序化色彩，缺少外部监督，因此与法治理念相背离，不利于法治事业的开展。

(二)初查程序侦查化的具体路径

初查程序侦查化并不就是仅仅将初查纳入刑事诉讼法，相反，初查程序的侦查化涉及职务犯罪侦查制度的根本架构问题，也涉及职务犯罪办案活动的根本理念。笔者认为，欲实现职务犯罪初查制度的侦查化，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赋予检察机关在初查中以一定的侦查权力。

初查程序的侦查化，事实上就是以侦查程序来适当改造初查程序，使检察机关能够有足够的权限来应对职务犯罪。笔者的观点是，我国的初查程序本身并不存在问题，只是由于我国职务犯罪立案制度的相关缺陷造成了初查程序的应有价值和功能得不到正确发挥。因此，笔者的建议是，初查制度应该转变为初步侦查程序，一方面该程序应该为刑事诉讼法所确认;另一方面，初步侦查程序主要实现的目标是信息和线索的搜集、分析;在此，法律应该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权力，使之能够以询问、查询、勘验、鉴定等任意侦查措施。

第二、善于利用初查程序，赢得办案主动权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通过选择恰当的办案方式，可以有效消解新《律师法》带来的压力。因此，在遵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检察机关应该在把握职务犯罪特点的前提下，选择有利于检察机关的办案手段，来实现打击职务犯罪的目的。具体而言，在初查程序中，检察机关应该尽量采取不惊动犯罪嫌疑人的方法，来掌握第一手的信息，直接为后续的正式侦查工作特别是其中的调查取证工作做好铺垫，尽量将可行的工作置于初查程序中完成，以此取得办案过程中的主动权。

第三、重视初次讯问的时机性和技巧性

在新《律师法》实施背景下，初次讯问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初次讯问的时间点直接关系到律师的介入时间，因此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必须高度重视之。笔者在通过对司法实务工作的研习和理解后认为，检查机关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应该在切实掌握详尽信息后再实施初次询问，否则可能对办案进行带了不利的影响，也可能使检察机关进一步限于不利的局面，从而延误了打击犯罪的最佳时间。

此外，除了重视初次讯问的时机外，还应该注重初次讯问的技巧。由于初次讯问后，律师有可能会介入，因此检察机关在初次讯问的过程中，应该尽量获得与案件有关的关键性信息，为后续的侦查工作做好准备。当然，初次讯问并非本文所要阐述的重点，初次讯问标志着初查工作的结束，因此本文对初次讯问的问题不作赘述。

结语

职务犯罪办案过程中的初查制度在打击违法犯罪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其一直缺乏规范化、程序化，无法发挥正常的功能，甚至产生一些负面效应。新《律师法》的实施使这个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并且广为关注。本文认为，新《律师法》在给检察机关带来压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制度变革的机遇，我国应该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刑事司法改革，在职务犯罪侦查领域，就应该实现初查的侦查化，以此丰富和完善职务犯罪侦查制度，使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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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律师法范文篇8

〔关键词〕律师，职业秘密，特点，进步，缺失，思路

2007年修正后的律师法第38条规定:“律师应当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但是，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其他严重危害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事实和信息除外。”新律师法虽然在律师保守职业秘密的范围上有所扩展，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律师保守职业秘密是单纯义务这一价值倾向。为此，十分有必要建立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律师保守职业秘密规则。

一、新律师法关于律师保守职业秘密规定的进步方面

新修订的律师法关于律师保守职业秘密的规定，比修订前的律师法有一定进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将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作为职业秘密保守的范围。1993年施行的《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要求律师保守委托人不愿公开的其他事实和材料，2004年施行的《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将委托人的其他信息也作为保守的对象。修订后的律师法吸收了两个执业规范的成果，明确将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作为职业秘密保守的范围。这是对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律师知悉的、犯罪人还未被司法机关掌握的其他犯罪事实及表明其危险性的情况如何处理的争议的回应。律师在辩护活动中，除可能了解被告人的隐私外，还可能了解被告人其他未被国家机关掌握的或指控的犯罪事实及表明其人身危险性的情况。律师一旦了解被告人这种秘密后，就面临是否应劝告被告人向专门机关进行自首，或者是否向追溯机关或者法院进行揭发的两难选择。在律师法未修正以前，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律师应当向被告人宣传、解释有关政策法律，说服被告人作出正确选择。经律师劝告，被告人仍然拒绝坦白或不放弃其他错误的选择时应如何处理。法学界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律师应当向公、检、法机关揭露其秘密;第二种意见认为，律师应当先予保密，待案件审结后再以普通公民身份揭发被告人未被追诉的罪行;第三种意见认为，律师保守被告人秘密应当作为冲突选择的一般原则，但是，应保守秘密有给国家、社会或公民生命造成重大损失或者使公众对国家律师辩护制度产生重大怀疑之虞，从而揭发这一秘密更有价值时，辩护律师负有揭发秘密的义务。〔1〕(P212)新律师法对于司法机关没有掌握的被诉人的其他罪行以及犯罪情节，肯定了律师的保密义务。这种情况和信息既包括辩护人掌握的犯罪人同一犯罪中应当从重的犯罪情节和体现主观恶性的情况，也包括辩护人已经了解到的犯罪人自己实施的其他不同的犯罪;既包括已经实施完毕的罪行，也包括过去实施但是已经中止的犯罪;既包括一般的罪行和情节，也包括杀人、抢劫等严重的犯罪罪行和情节。这个规定对于维护当事人和律师之间的信赖关系，保护当事人的利益，有很大进步。

(二)将秘密所属主体从委托人扩展到其他人。新修订的律师法规定，律师应当保守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旧律师法和律师执业道德规范只强调对委托人自己的隐私、商业秘密、其他情况和信息的保护。这说明持有秘密的主体必须是委托人。修订后的律师法将持有秘密的主体从委托人扩展到其他人，这是一个很大变化。在民商事案件中，律师通过为委托人进行了解到对方的隐私、商业秘密，有保守的义务，这是不言自明的。问题是在刑事案件中，如果律师通过会见委托人或者调查取证，发现本案其他人更为严重的犯罪行为，或者案外人进行了犯罪行为，律师是否能够进行检举?按照新修订的律师法的规定，不应当进行检举揭发，因为这是作为一个律师在执业过程中通过执业行为了解到的信息和情况，应当作为职业秘密来保守。所以，修订后的律师法更加重视律师对当事人的义务，更加重视委托人和律师之间信赖关系的维持。

(三)废除了“隐瞒事实、隐瞒证据”的规定。1997年律师法第35条规定了律师不得从事的一些行为。其中第5款规定:“提供虚假证据，隐瞒事实或者威胁、利诱他人提供虚假证据，隐瞒事实以及妨碍对方当事人合法取得证据。”同时，该法第45条规定了对此种行为的严厉的处罚措施，即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部门吊销律师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修订后的律师法则将第35条修改为“故意提供虚假证据或者威胁、利诱他人提供虚假证据，妨碍对方当事人合法取得证据”。隐瞒事实和隐瞒证据实际上是将律师看成是检控机关对被告人进行追诉的助手，律师有积极配合检控机关的义务。知道委托人的犯罪事实和犯罪证据就必须予以提供，直接导致了与律师角色定位的冲突。修订后的律师法废除了“隐瞒事实、隐瞒证据”的规定，保证了与律师保守职业秘密的义务不相冲突，从另一个侧面赋予律师不披露证据和信息的权利。

二、新律师法在律师保守职业秘密规定上仍然存在的缺失

新修订的律师法虽然比修订前的律师法有诸多进步，但也存在一定缺陷，尤其是单纯强调义务的价值倾向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具体表现在:

(一)律师保守职业秘密单纯强调义务的价值倾向没有发生变化。“法律义务是为了维护和实现社会共同利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由社会普遍公认应当的，并因此为国家所要求的、法律主体在一定的条件下作或者不能作的某种行为。”〔2〕(P70)法律义务只是应当为或者不得为某种行为，体现为非对抗性、非防御性和非救济性，法律义务的破坏如果是基于义务人不履行义务的情况，法律可以进行处罚。权利是“资格、主张、自由、利益、可能、选择”〔2〕(P82-85)，是一种法律赋予的要求国家机关、法人实体以及其他公民为或者不为某种行为的一种可能性，体现为积极对抗性、防御性、侵犯时的救济性。由于新修订的律师法第38条仅仅规定了保守秘密是辩护人的一项义务，没有将其规定为律师的一项权利，导致律师因保守秘密受到国家权力侵犯时没有进行防御和对抗的可能。如果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求律师披露其证据、披露其掌握的事实，那么律师就没有相应的对抗性权利，被告人也没有这种权利。这种纯粹义务性的规定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在面对法律冲突时无法保证被告人的权益。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真实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刑事诉讼法第38条规定:“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违反前款规定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这两款规定实际上和修订后的律师法的保守职业秘密的规定相冲突。当新修订后的律师法规定的律师保守秘密的行为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隐匿罪证的行为相冲突时，法院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律师进行处罚。因为律师保守秘密只是一项义务，根本无法对抗和防止司法机关对其的强制性披露、强制性搜查和强制性取证。

(二)对律师保密例外范围界定模糊。新修订的律师法第38条在律师保守职业秘密规定上，有一个例外。即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其他严重危害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事实和信息除外。该例外规定包含了两个条件，一是时间条件，即这种犯罪事实和信息一定是在委托人和律师建立关系之后实施的或者是在关系建立之前已经实施但是依然处在进行阶段。二是所涉犯罪条件，即委托人或者其他人所涉及的犯罪是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安全、以及其他严重危害他人的人身安全或者财产安全的犯罪。一旦委托人或者其他人涉嫌进行危害国家安全或者公共安全的犯罪，律师不再有法律赋予的保守秘密的义务。该规定针对危害他人人身或者财产安全的犯罪，有“严重”的要求，但何谓“严重“，却没有进一步界定。如委托人甲实施完毕的杀人犯罪案件，已被侦查机关立案侦查告破，司法机关误认为是无辜的乙所实施，并对乙进行审判。假定即使证据有所欠缺，乙也被判处无期徒刑，甚至死刑。在这种情况下，辩护人是否应就其知道的甲实施的犯罪情况和信息告诉司法机关。按照新修订的律师法第38的规定，律师保守的秘密一定是正在实施的犯罪情况和信息，所以其对于甲在委托关系建立之前已经实施完毕的犯罪情况和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但是，如果无辜的乙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律师也必须对真凶甲予以保密，则显然是不公正的。

同时，如果发生了新修订的律师法第38条例外规定的情形，律师是采取终止委托关系还是主动向司法机关报告，也缺乏进一步的规定。虽然在此情况下，律师没有保守该项职业秘密的义务，但是否应当理解为律师应当主动揭发，却不好把握。合理的选择是，律师可以向司法机关告发。因为如果律师不向司法机关告发，而是选择了终止委托关系，则有可能由于律师没有及时披露该委托人将实施的行为信息而导致重大的社会利益损失。可是，遗憾的是，对于律师不向司法机关告发的行为如何认定以及是否需要处罚，没有明确规定。

三、完善律师保守职业秘密规定的几点思路

法律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追求真实性是其根本原则，但真实性不能成为其全部所在。当真实性与社会秩序相冲突时，法律应作出一定的妥协。这种妥协的标准应当是社会基本福利、社会稳定与社会和平发展的要求。人类是在不断走向文明的过程中逐步接受了拒绝证言权。如果古代的亲亲相隐是将道德放在法律之上的话，那么律师保守职业秘密的权利，则是社会对被告人基本权利的尊重。

同时，律师享有的保守职业秘密的权利，是当事人不自证其罪权利的自然延伸。当事人不自证其罪的权利，是被告人享有的最为基本的权利。联合国制定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款规定:“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有罪。”不强迫自证其罪，实际上是指被告不被强迫讯问、不被强制陈述。徐静村将其表述为“证人有权拒绝提供有可能使自己受到刑事追诉的证言。”〔3〕(P108)从法理上讲，被告人没有与司法机关合作来证明自己有罪的义务。不自我归罪原则的实现程度，体现了诉讼程序主体权利被尊重的程度，也体现了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以及犯罪侦控手段的发达程度。当前，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公民对侦讯文明化的期待都已达到较高水平的情况下，如果仍然实行由被告自己证明自己犯罪的司法制度，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为了维护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信赖关系，学者们提出基本一致的主张，即增加律师的拒绝作证权，并将拒绝作证权分为亲属关系的拒证权、职业关系的拒证权、公务关系的拒证权。针对职业拒证权，徐静村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修正案)学者拟制稿及立法理由》第138条作出如下规定:“律师、医师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知悉的不利于当事人的案件情况，有权拒绝作证，案情涉及国家安全或重大公共利益的除外。”〔3〕(P110-111)陈光中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证据法专家拟制稿》第31条规定:“律师、医护人员、宗教职业者或者曾经担任以上职务者，对于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得知的有关他人秘密的事实，不得提供证言，但秘密涉及者本人同意或者使为了制止即将发生的严重危害行为除外。”〔4〕(P198)笔者认为，这些规定依然没有将保守职业秘密看成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因为律师拒绝作证无法涵盖律师保守职业秘密权利的全部内容。鉴于此，笔者认为，构建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律师保守职业秘密规则的途径是:

首先，将现行律师法第38条的规定修改为“律师有保守在职务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的权利和义务。”因为，权利是一种可以对抗公权力的资格，体现了防御性和可救济性的优点。如果国家权力越界侵犯了律师的这一权利，律师可主张因非法获取而无效。

新律师法范文篇9

关键词：服务质量管理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律师法律服务业也在不断的发展，客户对律师法律服务的质量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为此，要确保律师为当事人提供的法律服务专业、高效、优质，就必须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持续稳定的法律服务质量管理体制。

一、法律服务质量的现状及问题

(一)律师业务水平不精

律师队伍的整体执业水平不高，缺乏办大案、办疑难案件的能力。在我县，律师的学历普遍不高，没有一位律师是拥有法学研究生文凭的，法律科班毕业的也瘳瘳无几，大多是通过网络教育、成人高考和函授等形式取得法律本科文凭。有些律师工作虽然认真，但业务水平不高，知识不扎实，承接的案件业务不熟悉，超过了自己办案难度的案件，在一定程度上就影响了法律服务质量，引起了当事人的不满。再者，在多数律师平时不善于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学习，把自己来束缚“老框框”内，尽凭老经验和老的做法处理事情，思想和业务素质不能适应新形势和新要求，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和社会要求，更不可能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二)律师缺乏质量意识

很多律师重经济轻质量，不愿意受理小案件、经济标的不大的案件，即使受理了也敷衍了事，或者交给刚跨入该行业的年轻的律师承办，对案件的办理结果毫不关心或根本没有考虑办案质量的意识。加之分配制度的矛盾，使得律师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标，并不把满足顾客需要摆在首位，更谈不上超越顾客需求，有些律师注重眼前利益，甚至放弃省市司法行政系统组织的学习、考察机会。

(三)服务质量管理滞后

目前，在我国依据现行《律师法》建立的律师事务所绝大多数都是合伙制的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就是律师事务所的管理者。事务所的主任律师或者名律师往往以习惯的操作方式来指导律师办理案件，但是并不能使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的过程受到控制。在此情况下，律师的工作基本上是独立进行，服务提供的全过程都由律师自行操作。律师事务所的内部各项制度不健全或不落实，不依法履行法律服务管理职责。再者，“两结合”管理体制不成熟，有权的管不着，管得着的没权管，律师办案的质量问题就变得无人问津了。

二、加强对律师法律服务质量监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我国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包括法律服务在内的现代服务业，将发展法律服务业纳入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进一步提升了律师法律服务业的地位和作用。律师努力为社会和当事人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是律师业发展的根本。

(一)加强对律师法律服务质量监管是社会各方面的迫切要求

律师提供的专业法律服务承载着多方面的社会评价，有来自委托人的层面，委托人对服务的满意与否是衡量律师服务质量的重要指标。有来自律师个体的层面，其承办案件或委托事项时对办理过程的掌控和把握是体现律师个体专业胜任与否的关键。有来自律师事务所的层面，律师的服务质量代表着事务所的形象。有来自社会公众和管理机关的层面，作为专业服务提供者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都必须受到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行业管理的特别监督，这已为我国律师制度恢复建设28年来的实践所证明。而普通民众对一些涉及国计民生和社会生活中的敏感案件的关注也对律师服务质量的评价形成影响，可以说这些都是律师服务质量评价与其他行业服务质量评价最有区别的一个层面。因此，对律师法律服务质量的监管是包括律师本身在内的社会各方面的迫切要求。

(二)加强对律师法律服务质量监管是对法律服务合格“产品”监督的需要

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个健全的法治国家提供给社会成员的法律服务属于市场法律服务。市场法律服务则是具有商品属性的选择性服务，服务对象须支付对价方能获得。拥有市场准入条件获得执业许可的法律服务者享有报酬权，但是当服务有瑕疵或过失时，有可能报酬权归于消灭，造成损害的还应赔偿，违法违纪的，还有可能受到行政处罚和行业处分。再说，服务质量也有高下之分，因此，加强对律师法律服务质量监管是对律师法律服务“产品”生产过程的一个监督。

(三)加强对律师法律服务质量监管是促进律师法律服务质量提升的需要

我国律师制度恢复建立和发展28年来，如何评价和怎样衡量律师服务质量在管理机关层面和社会公众层面仍然是缺乏系统的评价机制。一方面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质量监督和评价体系发展很快，社会公众层面对商品和服务质量是否满足消费者要求的维权意识的逐渐增强，极大地促进了商品和服务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对律师的法律服务质量从国家对律师行业和律师职能管理机关看，已经颁布和制定的有关律师服务质量的监督和管理规章缺乏，在司法部转发的《律师事务所内部管理规则》(试行)的通知(司发通[2004]32号)中，仅在第四章第34条中提到“律师事务所应当建立服务质量管理制度，对律师的服务质量进行跟踪监督”。而2004年3月20日五届全国律协第九次常务理事会通过的《律师执业行为规范》中竟没有涉及律师服务质量的规范性条款，只是在第八章，业务推广的第115条中提到一句“律师应通过努力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提高法律服务质量……”。2008年7月21日司法部出台的《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律师执业管理办法》中也没有直接提到服务质量管理的条款，因此，在其他行业服务质量已经成为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最为重视的要素时，对律师的法律服务质量也急需完善评价标准和方法，切实加强监管，促进法律服务质量的提升。

三、加强对律师法律服务质量管理的思考

通过以上对律师法律服务质量现状及问题的分析，并指出法律服务质量管理的重要性。笔者就加强律师法律服务质量管理有以下几点思考。

(一)建立服务质量管理体系，明确律师事务所管理者在服务质量体系中的职责：

1、建立良好的服务质量管理体系，首先要求管理者科学地确定律师事务所的质量管理方针和管理目标，引导律师进行规范服务，以质量取胜。事实上，不同的律师事务所因规模、人员和定位的不同，其质量方针也是不同的。律师事务所应当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在质量方针中明确主要面对的客户群体、希望达到的质量形象和信誉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措施等内容。

2、任何质量目标的实现都是以确定质量活动为基础的，管理者的质量管理活动需要通过建立、健全，并实施一系列的文件制度加以明确。针对律师行业的服务质量管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律师收费及业务合同管理制度

律师事务所应当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参照当地律师业收费情况，制定收费的基本标准，并建立统一收费制度。律师代表律师事务所接受当事人委托办理法律事务，必须与委托人签订委托合同，并履行收案审批手续。律师事务所对于合同的印制、空白合同的保管、合同的领用、签订及归还都应当加以明确规定，并要求律师遵照执行。对于委托人要求在格式合同以外增加风险条款，必须经律师事务所管理者同意并确认，以避免扩大律师事务所风险责任。

(2)确立执业规范制度

律师事务所可以通过编制一系列的执业规范，而使律师在办理刑事诉讼、民事诉讼、法律顾问、非诉讼等业务活动中，具有明确的操作规程。并可以通过规范化的文件管理提供样本，以提高律师的工作效率，增加客户的满意度。

(3)主、协办律师制度

主、协办律师制度要求每一法律事务的承办律师原则上不少于2人(含2人)，其中至少应当有1名主办律师。主办律师对案件质量和法律文书的质量负责，承担与客户进行及时沟通、研究案情、通报进展情况的责任，并应当在诉讼中主导庭审，及时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和沟通。协办律师则主要承担法律服务过程中的资料收集、材料取送及草拟法律文书等偏重于事务性的工作。主、协办律师制度可以有效地控制案件质量和执业风险，并可以通过相互协作，提高律师的服务效率。最重要的是，主、协办制度可以迅速地使年轻律师得到锻炼和成长，从而在律师事务所建立合理的人才梯队。

(4)工作日志及案件通报制度

要求律师养成记录工作日志的习惯，并定时报送客户，得到客户的确认。这不仅是一种与客户建立良好沟通的方法，使客户对律师的工作心中有数，促进律师提高工作效率，还便于事务所了解律师的工作内容，加强对律师的监督和管理。同时，经确认的工作日志，对于防范和化解律师执业风险，解决客户投诉方面也会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5)案件讨论制

对于重大和疑难的案件，建立事务所的案件讨论制度尤为重要。通过事务所律师对案件的集体分析和研究，往往可以汇集各专业部门的意见，选择合理、有效的办案思路，作出正确的业务判断，指导客户修正其不合理的预期。

(6)隐含执业风险类法律文书管理制度

律师事务所执业风险责任的加大，不仅要求律师在出具法律文书时，应当充分考虑其必要性和可能承担的风险，更要求律师事务所建立相关审查制度，对其质量加以控制，以避免律师事务所因律师的执业过错而发生赔付。

(7)业务档案管理制度

律师事务所应当确立相应的规范确保律师在接受委托承办具体法律事务时，注意收集和保存相关证据和资料，并在法律事务办理完毕后，全面整理，入卷归档。

(8)投诉管理制度

律师事务所应当建立专门的部门处理客户的投诉，并建立完备的超过客户期望的纠正措施。在客户看来，不能积极的处理投诉，甚至比出现基本的服务问题更令人难以容忍。对于的确是属于律师工作出现问题的，事务所应当根据客观情况采取向客户道歉、退费、更换承办律师等办法进行处理，表现出律师事务所对于投诉的重视和积极态度。客户投诉如果能够得到满意的解决，客户会谅解律师的错误，或者仅针对个别律师表示不满;反之，客户投诉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客户则会对整个律师事务所留下恶劣的印象。

3、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后，管理者还应当定期进行评审，根据客户反馈意见，不断调整质量目标和落实质量管理的执行情况，保障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正常运行。

(二)建立法律服务质量评价体系，明确律师提供优质法律服务的评价方法

律师法律服务质量的高低是一个多方面因素综合形成的结果，因此，对律师法律服务质量的监管必定也是一个全方位，多方面的系统工作。需要从队伍建设、所务管理、违纪查处诸方面，综合运用行政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等手段，实现对法律服务质量的有效监控。具体做法应当把好“三关”、建立三个机制。

1、加强从业教育，把好人员进口关。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没有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职业观作为广大律师从业的指导，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就难免会发生少数律师为追求经济利益而不顾职业道德的现象发生。因此，在加强律师队伍建设的过程中，要始终高度重视律师的思想教育，职业道德教育。要在律师队伍中深入开展“大学习，大讨论”活动，积极组织律师队伍教育整顿活动，坚持用正确的理论武装律师头脑，用高尚的职业道德规范律师行为。在律师事务所，可以通过面试、笔试和职业能力测试对新招聘律师进行考查。事务所对新律师的要求，决不仅仅是学历和专业能力上的。更重要的是，新招聘的律师应当认同事务所发展的理念，并具有敬业精神和良好的个性。

2、加强所务建设，把好规范管理关。律师事务所是律师的执业机构，直接承担着对律师的日常管理，包括对律师办案收费、案卷归档等。事务所管理的规范与否，对每个律师规范办案程序、防范执业风险、提高办案质量直接起着约束作用。要通过引入ISO9000质量认证体系管理等先进管理方法，使律师事务所对律师办案的每个环节实行有效监控。通过对过程的每一个环节进行控制，使其达到标准的要求，避免和排除破坏办案质量的因素，从而将影响案件质量的不合格及时消除，并总结、筛选出更有效、可靠、便捷的操作手段，提高案件的质量和效率，进而使法律服务的质量得到保证。

3、完善惩戒体系，把好违规查处关。要认真贯彻落实修改后的《律师法》、司法部颁布的《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律师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和《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进一步加强律师惩戒制度建设，规范惩戒程序，加大惩戒力度。通过完善律师惩戒体系，坚决遏制乱收费、低价竞争、服务质量差等现象，提高律师法律服务质量。

4、从委托人的层面建立质量评价反馈机制。律师直接的服务对象是委托人，委托人的满意度是衡量律师服务质量的核心要素，在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实践中，委托人对服务质量的评价是律师十分关心并且不能回避的问题。虽然相对于律师而言，委托人的专业判断与律师不对称，但这并不能影响委托人从客户的角度来主导对律师服务满意度的评价。委托人也许在法律服务消费中积累的评价经验远不如委托人作为客户消费其他有形商品或服务时的丰富，但他委托的法律服务终结时，委托人也必然会就受托律师的服务满意作出自己的评判。日常生活中，常常听到委托人说这个律师有“水平”或那位律师“不怎么样”就是满意与否最直白的写照。近年来，我局按上级要求通过质量监督卡，对律师办案质量由当事人填写后附卷。事实上，质量监督卡的使用没有落到实处，如何有效使用质量监督卡有待进一步研究。

新律师法范文篇10

改革开入三十年了，即是总结也创新的时候了。

“刘涌案：央视《面对面》采访他，王志问他律师的职责是什么，他说是最大限度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王志追问，如果社会道德和职业道德冲突怎么办，他回答：没有问题，必须是这样，如果不是这样就不是律师。

“这句话让很多人说我离经叛道，当时差点惹祸，后来写进《律师法》了……这个问题在国外是1+1，在国内竟然是大逆不道……《律师法》今年6月1日开始实施，原来只让谈维护法律公正维护正义，现在可以说，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了。这(变化)你不琢磨不知道，1琢磨差别大了!”，他每次接受采访都要重复1句话：律师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不代表正义也不代表邪恶。现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写入了《律师法》，6月1日起施行。“写入《律师法》是很简单的1句话，真正的认知还要过程。”。

每件事物都是有本质的规律的，这就是哲学。西方国度必有其本质规律，西方律师法，也有其体现其国度的传承。道生1，1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就是1个结构与顺序问题。当1件事情摆出来时，解开这件事情就有主要与次要之分。主要的就是1，其后是二，为次。1个欺压良民的流氓，他请律师的责任是利益的责任还是社会道德整体的责任。那个为重为轻。

此1事，我总结出：1，我们已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因为我们立法的哲学根本已不是辩证法的矛盾学说了，而是机械的两点论了。讲究1+1了，不分主次了，只讲理论了，只要有理论，理论有逻辑，就什么都可以挑战，什么都可以批判。二，我们1个有着五千年的历史传承的民族，在打了几次败仗之后，已经给自己的民族革命了。我们已经不讲义高于利了，我们不讲君子爱财、取之道了。只要你给我钱，我就有所谓的责任了，然后我就为责任而出卖整体社会的良心，人家给你钱，你就什么都做了，这叫什么呢。三，可以看见，西方文化中的责任的来源，在利益为主的西方社会，建立了1整套基于利益至上的文化与哲学。他们不见人的主观与心灵，在乎身体皮肤的反应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