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道德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充分认识道德和法律在规范人们行为中的共性和区别,重视道德在传播过程中的教化和感染作用,对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对“德治”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甚至某些环节忽视了“德治”的作用,今天同志“以德治国”这一治国方略的提出给予了道德在国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以应有地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道德和法律都是行为规范,它们的产生都是为了保持社会的安定和谐,维持正常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一并提到治国方略高度的现阶段,道德和法律将并驾齐驱,共同维护和促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缺一不可。但道德与法律有着很大的区别。
一、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区别
(一)道德规范是一种非制度化规范。法律规范是制度化规范,是经国家、政治团体或阶级以宪法章程、司法机构等形式表现出来的意志,道德规范则不同,它并没有制度化,不是被颁布或规定出来的,而是同一社会或同一生活环境的人们在长期的反复的共同生活过程中逐渐积累形成的要求、秩序和理想,并通过某种风俗习惯,传统的方式固定下来或者由一定社会的思想家们把这种要求和认识集中概括起来,然后,见之于人们的生活实践。
(二)道德规范不使用强制性手段。法律规范是一种阶级意志的体现,就必然以强制性手段强迫人们执行,遵守它的要求,就获得了在社会生活中生活和行动的权利,否则就会受到惩罚。道德规范则不同,它是借助于社会舆论,人们的内心信念,以及传统风俗习惯来实现的。
(三)道德规范是一种内化的规范。内化的规范,也称为良心,良心是人们思想,言行的标准,尺度和检查官,道德规范只有在人们真心诚意地接受,并转化为人的情感、意志和信念时,才能得到实施。法律规范不管人们是否有遵守的动机,只要在行动上没有违反就不去干涉,那种迫于法律的压力而循规蹈矩的人,在法律意义上是好公民。道德规范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道德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主要是通过道德教育和道德感染来实现的。
二、道德情感在社会生活中的传播方式和作用途径
(一)加强道德教育,培植“良心”择善去恶的能力。通过道德教育,可以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一方面形成人们内心信念,另一方面形成一定的社会舆论,两方面相结合,将对人们的言行产生巨大作用。
内心信念是人们从思想,情感到行动自觉遵循道德原则和规范。它是通过学校、社会、家庭的道德教育,影响和提高人们的道德觉悟,激励人们的道德情感,强化人们的道德意志,增强人们的是非观念,从而使人们从内心深处接受了这些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道德观念,形成了牢固的内心信念,它一旦形成,很难改变,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而且严格要求别人。通过道德教育,还可增强人们的道德责任感,培育良好的道德环境,形成广泛的一致的社会道德舆论。舆论是人们对共同关心而又有争议的问题所持的大体一致的意见,对人们的行为有支持,约束等影响。见义勇为的模范青年徐洪刚当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挺身而出,把死的可能留给自己,把生的希望给予了别人,这种高尚的行为,表现出崇高的品格,自然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和赞誉。如果一个人不能履行自己应尽的道德义务或违反道德原则,必定要受到舆论的谴责和公众的批评,甚至招致事业的挫折和失败。社会舆论是无形的,但它的作用是强大的,能够对社会的一些重大问题发生重要影响,它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的性情和气质,从而改变社会风气,形成良好的道德氛围。
可见,道德虽然不象法律那样靠强制力量实施,但道德从一定意义看,对人言行的制约,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我国西汉著名的思想家贾谊就曾经指出过,道德同法律相比,在培养人们的善良品质中,有着特别微妙的的作用。他说:“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将然之后。”更重要的是,道德通过“良心”的作用,能“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妙,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就是说,道德可以通过道德教育,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不知不觉改过迁善,不仅可以遵守道德规范,也可以遵守法律规范,而且还可以不产生违法犯罪的动机。所以我们应该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实践中,着力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道德体系,针对不同群体的特点,寻找切实有效的道德教育方法,使社会主义道德深入人心,打动人们的心灵深处,通过干预人们的思想来影响人们的言行,从而形成良好的道德环境。(二)发挥道德情感在传递过程中的感染作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交往的,人们的道德面貌、道德状况,必定以相互的联系和交往为媒介传播开来,给人以或善或恶、或好或坏的影响。
如果我们的党政干部都能像焦裕禄、孔繁森一样,在工作中忠于职守,公正无私,勤勤恳恳,为广大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就会在社会上率先树起讲道德的榜样,对各行各业产生广泛的感染作用。如果一个医生从党的干部身上看到了模范遵守道德规范的品质,在情感上受到启迪,就会在自己的工作中发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千方百计为病人解除痛苦;如果这个医生的病人是教师,这个老师也会从医生遵守道德规范的模范行为中受到启迪,促使他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精心培育自己的学生,使他们早日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这种情感还会传递下去,传给服务人员,传给工人、农民、军人、警察,最终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一个人的道德状况,可以通过一传十、十传百的传播方式,在数以千计、万计的人们的感情上产生共鸣。人们所接触的面越广,涉及的人越多,道德情感的感染力就越大。善的情感能通过一传十、十传百的循环往复;那么,恶的情感,也会按照同样的途径传递下去。我们决不能低估道德情感在传递过程中的感染作用。人与人交往关系的改善,社会风气的好转,社会的安定团结,往往就是在这种道德情感潜移默化的传递和感染中实现的。我们常见到这样一些事实,人们的一些思想疙瘩、忧虑、不安和心理负担,如“”练习者的转化,并不是靠某种激动人心、美丽动听的言辞来解脱的,而是靠党的干部朴实正直、苦口婆心的工作、通过医生护士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通过服务人员热情诚恳、周到细致的服务态度,而得到解脱和转化的。他们在获得新生的同时,又会把这种美好的道德情感传递下去——回赠给别人。但事情到此并没有完结,在这个无穷循环的道德情感传递的链条中,每个接受者又都会成为传播者,大家都会因接受而受惠,因传播而使自身的道德情感得到进一步提炼和升华。正所谓“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们何乐而不为?歌曲《爱的奉献》中有两句词写得非常有哲理:“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生动地反映了这种高尚的道德情感的互相感染和互相传播的功能。
参考文献:
[1]陈文博,韩绍祥.教师职业道德[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
道德论文范文篇2
现在不太兴这套阶级斗争话语了。但这套思维方式还在。去年，罪大恶极的黑社会头子刘涌的辩护律师、主张“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应予排除”的法学家们，也挨了一阵好骂。前不久的“郎顾公案”中，我一直比较钦佩的杂文家鄢烈山，却写出一篇不爽的文字质问张维迎：你“站”在哪里说话？一些知识人士指责那些“为中国企业家代言”、为“特权利益阶层”说话的经济学家站在了民众的对立面。
学术的分歧、思想的争论是很正常的，这甚至是知识进步的必经之路。但是在讨论时，不分析对手观点的漏洞、不提出新的论据、不反驳对方论证方法或逻辑上的谬误，而是质疑和指责对方的立场，这就有问题了。似乎立场对了，一个人的观点、方法和行为就一定是对的。似乎立场错了，不需要仔细研究就可以判定他的一切论证都是扯淡。似乎一个观点之所以是对的，乃是站对了立场的缘故；而错误的观点必源于错误的立场（或主义）。这是一种思想学术上的“出身论”。这种思想方法，我管它叫“立场主义”，或者叫“主义主义”。“立场主义”曾经被我们走了极端：“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都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赞成。”而“主义主义”是个很怪的说法，但是下面的说法我们一点儿也不陌生：“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其逻辑是，以某种“主义”为判断和取舍一切事物的唯一标准。
“郎顾公案”之后还有“朱甘事件”：在众多的评论文字中，对苏力道德的质疑乃至谩骂占了很大比例；而为苏力辩护的人也是从品格上为苏力担保。我无意对此事件作任何具体的分析，只是对这种争论的方式有点困惑：难道这个事件中最有价值的是某个人的道德问题？难道一个人的道德没有问题，就可以不遵守规则和程序？难道一个高尚的人，就一定不会违反规则？难道制度是完善的，而仅仅是道德的瑕疵导致了不好的结果？一个人遵守规则仅仅因为良好的私人品质？我们总是期待一些道德上的完人、圣人，以为这样就可以不去考虑制度约束。把社会、制度、历史或知识的问题归结为好人-坏人，这种思想方法，不妨叫做“道德主义”。我无意否认道德评价的社会作用，但是对这么一个能够深入讨论教育制度具体问题的公共事件，却基本上流于道德指责或道德辩护，不能不说是“被败坏的公共讨论”。
不从理论上、事实上和论证方法上去和对手交锋或探讨，不把讨论的重点放在知识或制度上，而在道德良心上做文章，这遮蔽了问题的实质。若道德败坏是关键所在，那么解决问题和预防问题的办法当然是提高道德水平：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品德教育，道德宣传、搞“三讲”、“三个代表”。——政治思想课程之多，世界领先；而腐败官员有增无减，前赴后继。民间流行一个说法，处级以上干部，挨个枪毙会有冤枉的，隔一个枪毙会有落网的。可见道德基本上不管事儿，官员的行为选择基于约束机制。没有分权制衡、没有司法独立、没有新闻自由、执法不力、以及社会转型时期的寻租空间等等，这才是腐败的原因。同一个农民，在公家地里偷懒，在自留地里流汗；同一个售货员，在国有的供销社里对顾客冷若冰霜，在自己开的小店铺里对买主笑脸相迎，何也？产权安排异也，与道德何干？不调查具体的约束机制、不了解相关的知识背景，很容易在道德义愤的层面上说事儿。所以我们一见到“牛奶倒进大海”这种事情，就大叫“垄断资产阶级的腐朽本质”了。所以我们在不了解或不愿了解同性恋现象的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原因的时候，最省事的办法就是将其贴上“反道德”标签。我觉得这是一种思维上的偷懒。（或许这也会被当作一种道德指责，如果不想理解思维偷懒的激励机制的话。）
关于立场或道德，有一个经济学故事给我的印象很深：1990年美国国会针对游艇、珠宝等通过一项新的奢侈品税。不用说，这是那些“立场正确”的学者或政客的主意：消费奢侈品的，都是有钱人，多向他们征税用于公共设施或补贴穷人，岂不使社会更公平？动机很好，但是效果如何呢？由于奢侈品不像面包，它的需求弹性很高，本来准备购买珠宝的有钱人可以转而去别墅，这样，奢侈品税的负担落在珠宝等企业和工人身上的比落在富人身上的更多。声称“为了穷人的主义”未必就等于实际上对穷人有好处。反对土私有化，主张最低工资的理论家，都有着很“正确”的立场、公德或私德，但这些政策对于他们所同情的弱者却很可能是有害无益。李贽在《焚书》中讲：“小人误国犹可解救，若君子而误国，则末之何矣。何也？彼自以为君子而本心无愧也，故其胆益壮而志决，孰能止之？！”
对知识分子（这个词现在似乎越来越暧昧了）来说，重要的不是站到正确的队伍里去，也不是创造道德世界纪录或者拿着自己的道德标尺到处去量人，而是在知识上作出贡献。知识分子不但应该独立于权贵、独立于政治意识形态，还要独立于大众舆论。有道德激情和人文关怀不等于对民意的盲从；立场或主义代替不了对具体问题的研究。
道德论文范文篇3
道德关系的变化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变化的反映。⑴在电子空间中，人的社会角色和道德责任都与传统道德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网络道德从根源上讲是社会道德的延生物。⑵网络虽然是一种较为开放自由的世界，但人们在网上从事的各种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社会道德关系的约束的。网络世界的关系一旦与现实世界相矛盾它只能服从于现实世界的道德关系，比如网络乱伦现象，在交往双方都不知对方身份时，这种关系是不会涉及到道德看法的，是一种合乎道德的交往，但是，当这种在现实中是母子、父女之类的关系一旦被戳穿，那么要么结束这种关系，要么继续，而后一种选择就意味着将接受社会对乱伦现象的指责，而后不得不终止这种关系。
然而在网络这个新世界它的道德又不同与传统道德。传统道德是人类社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其运行主要依靠人们的是非观和社会评价。而在电子空间中，活生生的人在交往中退到终端背后，所表现出来的只是符号，我们难以想象一个人在现实交往中隐瞒自己的性别，但“在线交往”中自称是妙龄少女的通讯者极有可能是黑面大汉。网络道德是在计算机技术发展的前提下形成的，而且是以传统道德为原型。
二、悄然诞生的学科
网络道德是人们利用电子信息网络进行交往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道德关系。它不同与传统的道德关系，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它建立在电子信息网络的基础上，可以说网路道德是电子信息技术的派生物。由于电子信息网络的迅速发展，相继引出了网络建设中的各种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于是一些研究组织纷纷成立，并开始介绍各种规模不等的学术讨论。美国华盛顿布鲁克林计算机伦理协会从1992年开始每年都召开关于计算机道德的年会，此外，在国外的一些计算机、通讯、法律协会和专业组织内部，设有一些道德问题分部，专门研究计算机道德伦理或电子信息网络伦理问题。于是一门新的学科——网络道德伦理便悄然出现了。
随着网络的发展，网络道德也得到了长足发展，研究网络伦理的文章越来越多。由于电子信息网络所联系的社会部门非常广泛，使社会各界都把注意力放到了有关网络道德伦理问题上来。中国作为一个后起之秀也充分注意到了对网络道德伦理的研究。这对我国向信息化社会顺利迈进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网络道德建设有必要
网络活动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不可避免地分裂出一种对立的力量。网络的飞速发展一方面使其在整个社会活动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由于联系的加强，信息交流加快，从而使生产和工作效率大为提高。同时，另一方面又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计算机犯罪、个人秘密被泄露、个人言行受监控、个人形象受弯曲从而陷入孤独和信息病和网络剽窃等问题。进而言之，网络活动这一社会建制在发挥着巨大的社会效益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否定自身活动的为最终目的的“异化”现象。正如马克思所言，“耕作如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接踵而来的便是土地的荒芜，像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以及希腊那样。”⑶
信息反映的是人们的知识、情感、文化和社会制度，由于网络的出现和普及，信息的传播超出了特定的地域。面对网络信息的膨胀，网络中出现了大量不道德信息和获取有用信息的不道德行为。
（1）色信息的泛滥
黄毒的泛滥对全世界各国的电子通信都是威胁。电脑及互联网的普及给工作、生活带来了很大方便，然而一些利欲熏心的不法分也乘虚而入，把许多色情货色打入网络，致使大批青年身陷其中不能自拔严重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据美国一个专家小组表，在美国多数家庭电脑连通的网络中，有92万件带有不同程度的色情内容的图片、文章和电影。电子公告栏存储的数据图像有五分之四含有淫秽内容。
（2）肆意剽窃文章
近些时间国内连续曝露出许多作品都是抄袭他人作品的事件，这种事在国外早已成风。据说几年前，美国大学生已开始利用因特网购买、出售、传送和抄袭期末论文。
（3）传播歪理邪说
目前电子邮件成灾的状况非常严重。据有关资料介绍“天堂之门”教派的39名成员集体自杀，这个教派制作了网页将血淋淋的自杀过程送上因特网，让观众赏读。
（4）计算机犯罪
计算机犯罪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新型的复杂的犯罪形式其发展与蔓延已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关注与研究。澳大利亚则将计算机犯罪称为计算机滥用，并将计算计犯罪行为解释为与计算机有关的盗窃、贪污、诈骗、破坏等行为。如，1986年5月联邦德国4名罪犯利用计算机系统通过适当手段改变信用卡磁带密码欺骗计算机获得10万马克。1998年9月12日与日本电力公司联机的最大个人计算机网PC-VAN网发生计算机病毒入侵用户计算机事件。
上述方面只是网络活动的社会负面作用的一些掠影，这些不道德的行为严重影响了社会文化、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由此可见网络的秩序迫切需要改善。
五、规范网络秩序
就网络活动的内外而言，其秩序地规范可分为社会外部控制和社会内部控制。
外部控制是指通过一定的方针、政策、体制、法制等手段来引导网络的良性发展。然而，这种方式需要在网络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完善并具有严重的滞后性。
内部控制主要是指网络道德控制。道德是以善恶评价为中心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早已扎根于人们心中，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是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之一。因此，这种社会控制相对来说是一种及时有普遍意义的方法。
道德作为一完整体系，主要由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和道德后果三部分组成。恩格斯曾经说过“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因此，网络道德是用以约束网络从业人员以及与网络活动相关的人们的言行，指导他们思想的行为规范的总和。网络活动发展迄今，早已向社会展示了这样一个道理：不运用网络道德对计算计活动进行控制，将影响其进一步健康发展。长期以来由于人们的道德观没有跟上网络的发展，从而导致了人们在网络上的无序任意的不道德行为。
网络是大家所共有的，我们如何从道德上来约束自己呢？
其一，网络活动的参与者必须接受社会赋予的责任和义务。进言之，每一位网络活动者应自觉从网络安全与文明为社会尽责。如，当网络系统遭受道破坏时，每一位网络活动参与者只要力所能及，都应尽全力阻止其进一步破坏，若不如此，必将因角色扮演失败而遭到法律或道德法庭的惩罚或谴责。
其二，网络活动的参与者应接受网络道德的宣传教育以及自觉地宣传这方面的知识。人是网络活动的主体，网络活动秩序的好坏与人能否自觉维护网络活动秩序有直接关系。
其三，网络活动参与者要接受网络活动中心理素质方面的训练。如，上网者的情绪、性格、气质等。调查表明，长期上网会使上网者的情绪、性格、气质等方面发生变化。
其四，网络活动参与者应自觉地遵守网络活动的有关法律法规。要慢慢培养一种“慎独”精神，即在别人看不见的时候，在僻居独处的情况下，也要谨慎自己的一举一动，自觉地遵守道德规范而不放纵胡为。
其五，网络活动参与者应提高道德修养。网络活动参与者在网络活动中应不危害他人利益，不骚扰他人工作，在自身受到骚扰时能正确对待；社会化程度较高的网络活动参与者应做到，在网络活动中不该自己知道的不去探究，不该进入的范围坚决不进，不为低级趣味所诱惑而窥视他人隐私，不为金钱所引诱而陷入计算机犯罪的泥潭，不因为要表现自己的能力而制造病毒来恶作剧等。
六、结束语
我们不能要求人人能自觉地遵守网络道德，但提出网络道德却不是没有理由的，最起码它能使更多的人遵守网络秩序。虽然社会问题靠道德说教是不能彻底解决的，它要靠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但网络道德对于目前净化网络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一位政治家说过：“道德力量并不能创造奇迹，但它却驱使人们去行动，正是由于人们的行为，才创造了奇迹——建设文明或毁灭文明。”⑷
主要内容：随着网络的普及，在电子信息网络建设中出现的社会道德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注意。本文分析了网络道德的形成与发展，传统道德与网络道德的差异，构建网络道德的客观必要性，并就如何构建网络道德作了粗浅的探讨。
关键词语：网络道德、传统道德、网络犯罪、网络活动“异化”、网络外部控制、网络内部控制
注释⑴严耕、陆俊、孙伟平等著《网络伦理》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⑵毛勤勇《网络伦理不能独立于社会伦理》人文杂志2023年第6期
道德论文范文篇4
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注重道德教育和自我修养。首先将“德行”列于首位。道德唯上，渗透于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做人讲道德有“不识一个字亦须堂堂正正做个人”的说法；做文章讲道德强调“文以载道”；做官要“为政以德”，教育以“德教为先”等等。其次十分重视个体的修养实践，强调要将道德认识见之于生活行动，提倡“身体力行”“躬行实践”。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孔子提倡“修己”“克己”。而孟子的“反身而诚”、“求其放心”、“发人善端”都是强调应该发挥人的道德理性。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准。倡导克己自省、立志乐道、改过迁善、知行相资等修身原则和方法，突出个人的主体地位，肯定主观能动性，在生活中，要随时监督自己，严于律己。注重内省。这对学生的思想、意识、行为模式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学生追求至善至美的人生境界。塑造学生健全高尚的人格，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2．“诚实守信、以义为上”的道德品质和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先哲十分注重诚实守信，将其视为立身之本。《孟子》说：“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就是强调人应该效法天道真实无妄的品德。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诚信无欺是人际交往的原则。中华传统文化承认人有义和利的双重需要，从不否定利的存在和价值，但是更加注重轻利重义的品质。诚实守信的道德品质，为大学生指出了一条道德教育、道德修养的途径，主张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认为“君子思义而不虑利，小人贪利而不顾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既不能违背诚信的原则，更不能违仁丢义。为利出卖灵魂、丧失人格、更是为人不耻。孟子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以义为上的价值取向，对当今社会过分世俗化和物欲化的倾向可以起到很好的抵制和克服作用，有利于引导学生正确处理诚信和义利的关系，形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健康积极的价值观。
3．“仁爱孝悌、谦和好礼”的人伦原理
中国传统道德中，在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方面。特别重视和强调对人宽容厚道，关爱他人，尊老爱幼的伦理规范。孔子以“仁”作为自己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对仁有多方面的解释，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同时要尊重人，孔子说：“己立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古代十分重视“明人伦”，强调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在人伦要求中提出“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把“礼”看成是治国安邦的根本所在。《左f将礼比作国家的躯干，并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苟子认为礼是“法之大分，类之纲纪”。礼，一方面是封建社会上下尊卑，君臣父子等级的体现与规定；另一方面也是个人立身处世的必备条件。《礼记·冠义》把礼当作区分人与动物的根本标志，认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所以孔子对世人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在处理与他人的关系时主要表现为“让”。“让，礼之主也”。对人谦让，是礼的重要道德内涵。提倡“谦恭礼让”、“严己宽人”的处世哲学，达到“荣辱不惊”“弘毅坚韧”的人生境界，为人们提供了处理人际关系的思路和方法。可以帮助学生培育宽容忍耐、尊重他人、注重和谐的优秀品质，在学生中间营造一种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帮助的和谐氛围。谦让首先是自己要谦虚，不妄自尊大，不骄傲自满，通利能辞让，治学能下人，只有如此，才能不断进步，有所作为。
4．“精忠报国、克己奉公”的爱国抱负和集体情怀
中国传统道德中始终贯彻着一种“公忠”的道德原则，强调个人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即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忧患意识，重视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利益，强调为整体而献身的精神。在价值取向上，坚持以群体为本位。在公私关系上，强调“公”。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忧国忧民精神，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岳飞的“精忠报国”的高风亮节，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坚贞品格；以及“饮雪吞毡，坚贞不屈”的苏武，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义务感，所有这些都体现着中华儿女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传统道德强调“克己奉公”，始终把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主张个人应该为国家民族利益尽职尽责，应以天下、国家的富强发展为已任，胸怀天下公而忘私。历代传颂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至理名言。有利于教育和引导学生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维护祖国尊严和人民利益的高度责任感，有利于教育和引导学生把个人的前途和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奋发图强、刻苦学习，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5．“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进取精神
《易经》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的思想，被历代思想家所崇尚，成为人们激励斗志、克服困难的精神支柱。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道：“昔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迂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段名言。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力进取精神的具体体现和有力写照。自强不息刚健有为，既含有坚定的意志力、果敢力、笃实的行动力，又含有积极主动的追求精神，道出了作为人应有的人生态度，胜不骄、败不馁；正视人生中的挫折与逆境，依靠自身的智力、能力和毅力不断地去超越自身，从而获得自身的目标与价值。同时，中国传统理论的“有为”精神。主张有所创造，有所作为，有所实现，在人生舞台上能够有所“立”。对学生进行“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教育，可以培养学生以民族振兴为己任，积极进取，奋发向上，有所作为的精神品质。
中华民族以艰苦奋斗精神著称广世，向来提倡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以苦为乐的品德与境界。孔子认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不应该过分追求个人的物质欲望，因为过分膨胀的物欲，会造成道德的堕落，所以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孔子自己不仅以粗粮冷水、曲眩而枕为乐，更赞赏以苦为乐、勤奋好学的弟子颜回。所以他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周易》指出“君子以俭德辟难”，《尚书》提倡“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墨子》提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古代先贤们甚至进一步提出了勤俭节约的具体方法：朱柏庐在《冶家格言》中明确提出“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资冶通鉴》则主张“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古代先贤的名句佳篇和勤俭事迹对学生进行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财富观、消费观、审美观、是非观，用艰苦奋斗的精神来磨炼意志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总之，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以人为核心，以社会伦理和道德修养为主要内容，维护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的稳定，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以及人的道德修养，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传承发扬的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
[1]程馨莹，赵永强．用中国传统文化建构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西安航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23，(14)．
[2]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7．
[3]罗国杰．中国传统道德(简编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4]正蒙·近思录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8．
[5]范仲淹．岳阳楼记[A]．历代文选(下)[c]．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
[6]王丹彦，夏伟东．传统与选择[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道德论文范文篇5
论文摘要：道德信用在现代社会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为此，必须认真理解社会道德信用的基本涵义，分析当前社会道德信用危机产生的深层原因，加强社会道德信用建设，培育良好的社会道德信用环境，完善社会道德信用的制度体系，夯实社会道德信用的法律基础。
一、社会道德信用的文化释义
信用一词源于拉丁语Credere，意为信任。汉代许慎编撰的《说文解字》中记载：”信，减也。”信，谓之不欺。信，是指严守信用，兑现诺言。孔子把信作为“仁”的重要表现，要求“敬事而信”，他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按照《辞海》的解释，信用是指遵守诺言，实践成约，从而取得别人的信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中华民族形成了重诺言、守信义的道德传统，留下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大丈夫一言九鼎”、“言必信、行必果”之类的美谈佳话。《大学》中主张以“诚意”立五常，认为“减”是不自欺、内心和外在行为合一的道德修养境界。这里所讲的“诚意”即是“五常”中的“信”。纵观我党领导人关于诚信的论述，更是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的诚信美德，进一步丰富了诚实守信的内涵，把诚实守信提高到党的建设高度上来认识。同志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实质上就是诚实守信的一个高度概括。邓小平同志也反复强调：“领导要取信于民，使党内信得过，人民信得过。”同志也明确指出：“没有信用，就没有秩序，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健康发展。”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强调，“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同时，又在“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中再次明确提出“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的要求。由此看来，从古至今，信用一直是人们相互交往的重要准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牢固基石。
在今天，社会道德信用同样是人们在交往中由一定的约定、承诺、誓言等引发而形成的一种伦理关系、原则及其相应的品行，它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仅包括经济方面的信用，也包括政治方面和人际交往方面的信用。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的约定，无论是书面的契约还是口头的承诺，都形成了一种信用伦理关系，并内含了信守诺言、履行契约、诚实不欺等的道德要求。作为一种伦理关系，社会道德信用的特性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社会道德信用的行为主体具有责任性。社会道德信用是行为主体出于道德义务对合同、约定或许诺的自觉践履，表现为行为主体在约定前、履约中的责任感。有道德信用的人，能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去践行社会义务，遵守社会秩序，恪守社会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信仰科学理论和追求社会的共同理想，并始终将自己纳入社会环境之中，表现出积极向善、积极向上的社会主体意识。
社会道德信用的作用过程具有意识性。道德信用在其践履的过程中，时常会冈某些因素的变故而增加承诺实现的困难。在此情况下，如果当事人具有正确的价值观和强烈的道德责任意识，就会克服困难，勇于担当责任和兑现自己的诺青，积极履约。因此，行为主体道德意识的支持是维持良好信用关系不可或缺的因素。
社会道德信用的实现方式具有自律性。道德信用发挥作用的最终因素取决于个人是否形成了具有社会正义性的价值观、荣辱感和道德良知。它不是停留在市场体系的规则、社会奖罚机制等外部力量制约的他律，而是通过价值认知、荣辱感、信念、良心等内部力量形成的具有主动约束性的自律。人们惟有出于对信用的内心信仰，并把它融人自己的价值体系中，形成是非善恶的荣辱感，才会具有为社会所要求的道德信用。
社会道德信用的激励结果具有精神性。道德信用的奖惩一般是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惯的社会评价和内心自省的自我评价而发挥作用的。因而无论是社会评价还是自我评价，首先作用的是人们的心理、心灵等精神方面，并通过精神方面利益的维护与损害而影响其物质利益和未来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信用的奖惩更多是无形的，具有隐蔽的长远性。
社会道德信用涉及的对象具有广泛性。社会的信用关系及信用状况，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中经常出现的较为重要的约定上，更为普遍地表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交往中。道德信用涉及面广，不仅维护具有法律效力的约定，而且也维护人们之间的日常性的一般约定，如口头上对某个人或某件事的承诺等。因此，道德信用调节的范围很大，凡是与约定相关的关系和行为都是道德信用调整的对象。
总之，社会道德信用是权利和义务、义与利、真和善、利己与利他的高度统一。
二、社会道德信用危机的伦理反思
当前，在经济和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有少数人脱离了最起码的道德底线和伦理准则。比如，近年来发生的英语四六级泄题、学术造假、虚假广告、假冒伪劣、缺斤短两等见利忘义、道德缺欠、极端个人主义的行为开始滋生和蔓延．他们眼里的“利益”取代了美德、诚信让位于欺诈，追名逐利取代了廉洁奉公，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取代了艰苦奋斗，并虚作假取代了坦诚老实，真诚待人、踏实做事、敬业勤奋被看作不识时务。社会道德信用危机频发，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市场经济秩序紊乱，破坏了社会的法制基础，侵蚀着思想文化的根基，严重制约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究其原闻，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传统道德信用的局限性是社会道德信用危机产生的历史原因。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与人之问的诚信是建立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这种诚信主要存在于“熟人社会”中，是一种“仁”“义”为主要内容的诚信，具有极强的家族性、血缘性和地域性。这种传统道德信用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道德信用内涵，不能应对市场经济的新环境。同时，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企业之间是以国家为依托和保障的诚信，社会主体之间并没有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道德诚信理念和机制。
第二，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是社会道德信用危机产生的现实原因。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能极大地提高经济效率，实现社会财富的积累，一方面市场经济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要求交换双方以互信为前提，且对所有成员提出了讲道德、守信用的要求；而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又驱使一些市场主体利用交换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技术拥有、时间差、空间距离等特点，采取欺诈方式获取不当利益。当某些市场主体通过各种虚假失信手段获取的利益大于其支付的成本时，道德信用缺失也就随之显现。
第三，法律体系不完备是社会道德信用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讲，道德信用缺失实质上就是法律的失范。“普遍的缺少诚信实质上是调整社会交往关系的法律规则的无效或者未被遵守。失信的普遍存在实质上说明调整整个社会主体行为的法律法规存在问题。严格的法律法规是一个围家建立和形成公平竞争、诚实守信的社会秩序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法律法规这个基石出现偏斜或者不稳定，那也就失去了建设社会道德信用的最后平台和标准，与此相应，经济无秩，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等诸方面的问题都会随之而来。不完善的法律法规以及对已有的法律法规执行不严，都会极大地纵容了不诚信行为的发生和快速繁殖。
第四，失信惩戒机制欠缺是社会道德信用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用经济学理论分析，道德信用的普遍缺失一是因为不讲信用的成本过低，二是因为追求诚信的利润过低。我同经济发展的现状表明，现存的经济制度滞后于经济实际发展的需要，又由于我国的相关法律体系不完善．社会失信惩罚机制不健全，使得火的失信行为得不到相应的惩罚。尤其是当一种失信行为未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获利时，就会起到很强的负面诱导作用和示范效应，这必将对社会道德信用形成强大冲击，造成丰十会主体精神信念的严重滑坡，动摇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践踏人们的道德信仰，影响社会信用道德体系的最终建立。
第五，观念上的认识偏差是社会道德信用危机产生的主观原因。社会主体对诚信认识的偏差往往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无视”道德信用的重要性。一些人长期以来误认为道德信用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可有可无。实际上，市场经济下的道德信用越来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一个伦理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经济的概念了。在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建设一个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融合的信用理念、信用制度和信用机制以及对道德信用持久的心理认同，就必须对道德信用的重要性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二是“轻视”不诚信行为的危害性。应当说我国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早就发现了不诚信问题，然而人们并没有真正重视不诚信行为所带来的严重危害性。某些打假部门的“假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及消费者对假冒伪劣产品的迎合和漠视，为不诚信行为的蔓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给失信行为以可乘之机。
第六，政府信用的严重缺失是社会道德信用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政府信用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是社会道德信用的基础，然而，在我国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的政令朝令夕改，政策缺乏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出尔反尔，弄虚作假，“政绩工程”，“数字工程”等，尤其是贪污腐败、权钱交易等现象使政府在群众心目的形象大打折扣，严重破坏了政府的形象，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政府行为的这种缺位、越位、错位和不到位无形中诱导了社会失信的发生和繁衍，是社会道德信用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
三、社会道德信用建设的理性思考
历史与现实证明，一个缺乏信用的国家绝不可能经济持续发展、民富国强，同样，一个缺乏信用的民族绝不可能自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在人们高呼“道德信用危机”的今天，针对当前社会风气中存在的问题和基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两会”的政协委员时明确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必须旗帜鲜明。”并强调要“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由此说明，道德信用的价值更重要，它已经成为公众、企业、商家、政府等相互之间交流、交往、交易的重要行为准则。因此，加强社会道德信用建设，刻不容缓。
(一)培育良好的社会道德信用环境
社会道德信用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社会主体之间的信任和诫信的理念来维系的，是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信用规范来维系的。这就需要通过多种方式强化市场主体的道德信用观念和信用意识，使讲道德守信用成为礼会生活中人们的一种自觉的追求。
首先，要加强道德信用教育，提高社会主体的道德意识。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市场经济愈发达愈要强化信用伦理。要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信用的极端重要性，从而在全社会形成诚实守信的年共识理念，自觉认识和遵循信用道德，通过深入、细致、持久的道德信用教育，倡导社会主导价值观，使社会道德信用观念深人人心，并真正转化为每个主体的道德意识和行为规范。只要社会全体成员有了强烈的道德意识和系统的道德标准，就会在人际交往和其他社会活动中恪守起码的做人、做事原则，就会形成和谐稳定、健康向上的大好局面。大家都以诚相对，以礼相待，互惠互利，光明正大，公平公正，社会的良好道德信用关系就会逐步确立起来。
其次，要充分挖掘中国优秀道德信用传统，弘扬道德信用文化。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支撑，对社会的政治经济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和作用。在中国优秀的道德传统中，包含着讲诚信、守信用的优良传统。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一直将诚实为本、信用为先作为安身立命的根基。儒家以“诚”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道德范畴，认为“诚者，天地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孔子在与子贡谈论食、兵、信、三者孰为重时，孔子以信为第一，认为“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这些传统美德思想，对当时社会进步起了重要的作用，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必须注意挖掘我国“诚实守信”的历史文化资源，在借鉴西方道德信用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扬中同传统文化中诚实守信的良好美德和优秀理念，并注意发扬光大。
再次，要发挥道德的示范作用，培育人们诚实守信的思想境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它可以给人们树立一个标尺。同样，道德的示范作用具有很强的感召激励效应、辐射示范效应、参与投入效应，它不仅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而且具体地告诉人们应该如何去做。道德信用的示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过程，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开展讲诚信的自我道德教育和修养教育，把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真正落实在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使人们学有榜样，赶有目标，从而树立“诚信为荣、欺诈可耻”的良好观念，并进而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
最后，要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创建优良的道德信用大环境。公民道德信用是社会信用的一部分，道德教育仅靠个人自发的积累是远远不够的，外在的示范和教育在道德信用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良好道德信用环境的创建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为此，我们应进行全社会范围内的道德信用教育，大力宣传市场经济中的诫信美德，提高全社会的信用水准，形成全社会的一种普遍的诚信共识和良好的道德信用氛围。
(二)完善社会道德信用的制度体系
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要解决公民道德信用危机，就必须加强道德信用制度体系的建设。
(1)建立完备的个人信用档案制度。个人信用档案是以集中、统一、规范的形式反映个人资信状况的信息集合，主要包括方面的内容：一是个人基本资料；二是经济信用资料，即个人弓银行发生的相关交易信息资料；三是个人的社会信息及特别记录。通过建立统一、规范的个人信用档案标准，为个人信息的无障碍沟通和资源共享奠定基础。建立完备的个人信用档案后，通过信用记录，可以直接为各个行业提供个人翔实的信用资料，从而使守信用的人及时得到社会的支持，不守信用的人无机可乘，这是建立个人信用档案的最大优势。
(2)建立个人信用调查和报告制度。个人信用涮查和报告制度的核心是建立对个人信用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和提供的个人信息管理系统。初步设想，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信用卡资料和个人住房贷款资料为突破口，首先实现银行内部个人信用资料的共享；第二阶段，建立金融系统联网的个人信用信息库，形成银行间的信息交流机制，实现跨系统信息共享；第三阶段，国家成立专门的信用报告机构，联合银行、证券、保险、法院、公安、税务、审计等部门，实现全社会范围的个人信息集中管理和资源共享。当前在我国建立个人信用调查制度应走政府主导和市场运作相结合的道路。由政府监督、指导各行业、各地区的系统建设，制定信用调查、报告的基本规则和要求，统一系统建设的软硬件环境、征信的项目和标准、报告的格式等，以保证各个信息子系统建成后能够顺利实观联网。
(3)建立科学的个人信用评估体系。在建立和完善个人信用调查制度的同时，应建立起规范化、标准化的个人信用评估体系，运用信用调查机构和消费者提供的个人信用资料，以个人支付能力和信用记录为核心，建立一套量化指标，以定性判断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评定个人信用等级。通过信用评分结果分为不同的信用档次，银行可据此决定贷与不贷、贷款金额、贷款期限、利率以及还款方式等，提高消费信贷决策科学性、准确性和效率，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简化消费者实现信用消费的手续，使信用消费成为更加便利、更易普及的消费方式。
(三)夯交社会道德信用的法律基础
社会道德信用表面上是一个伦理州题，实质上则是一个法治问题。当道德信用危机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时，仅靠思想教育、自我良知的感悟以及社会群体的压力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只有在健全的和强有力的法律法规的约束下才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完备的信用法律制度和信用法律体系是经济社会健康规范发展的基础和必然要求。为此，我们必须在以下几方面作出努力：
第一，建立健令有关规范道德信用的法律法规。
由于二诸多原因的影响，我国尚未建立起与社会道德信用直接相关的法律法规，当前要建构科学的道德信用体系，最紧迫的是要尽快建立和完善与之楣适应的法律法规。要借鉴两方国家已经成熟的《数据保护法案》、《诚实租借法案》、《公平信用报告法》、《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平等信用机会法》等法案，并结合中国国情，以立法的方式规范信息的收集、提供、使用和管理，保证个人信用信息的客观、公正和正确利用，保护消费者个人的隐私权，对违反规定擅自扩大个人信用资料的使用范闻或提供虚假信息的机构和个人给予法律制裁，用法律法规约束不守信行为，以形成良好的道德信用的法律基础和平台。
第二，建立欠信惩戒制度。
道德论文范文篇6
人人需要激励，科技工作者也不例外，激励被认为是“最伟大的管理原理”。通过激励可以把有才能的、组织所需要的人吸引过来，并长期为该组织工作。从世界范围看，美国特别重视这一点，它从世界各国吸引了很多有才能的专家、学者。这也是美国之所以在许多科学技术领域保持领先地位的重要原因。
所谓科技道德的激励功能，就是指它具有一股激发、鼓励科技人员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能够诱发他们发明创造的欲望，促使他们通过目标、理想、准则、评价的体系，在科技活动中明辨方向，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自觉地为国家和人民多做贡献。科技道德激励，它主要不仅满足科技人员眼前物质上的利益，而是满足其高尚的精神需求，来调动他们的科研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它把科技人员的需要引导到献身科学、勇于创新、为民造福、为国争光的执著追求上去，致力于他们思想道德境界的提高。
科技道德的激励功能的实现机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由社会掌握运行，作用于被激励的科技人员，对被激励的科技人员来说可称为道德激励功能的外在社会机制，它包含着道德理想、道德榜样、道德评价三个构成因素；另一类是由被激励的科技人员自身掌握运用，进行自我激励，对于被激励的科技人员来说可称为道德激励功能的内在心理机制，它包括道德上的责任感、荣誉感、成就感这些人们内心隐藏的道德行为激发器。道德激励功能的社会机制是实现道德激励功能的外在保障，道德激励功能的心理机制是实现道德激励功能的内在基础。
一、理想的激励
理想反映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凝结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理想具有一种非凡的魅力，它可以成为激励人奋进、催人奋起、敦促人们不断追求的动力。
崇高的道德理想是科技人员献身精神的强大动力。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说：“理想是指路明灯，没有理想，就没有坚定的方向，而没有方向，就没有生活。”[1]理想是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是人们从现实出发，对未来目标的向往和追求。理想贯穿于人的精神生活之中，它是人的精神支柱，是鼓舞人奋斗的力量源泉。一个人如果没有理想，只能是一具可悲的行尸走肉，他的一生，将毫无价值可言。
科技人员从事科研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和消磨时间；不是为了夸夸其谈，哗众取宠；更不是为了金钱和权势，以满足一己自私自利的享受。科学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人类造福。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科学技术为人类造福的方向同实现人类崇高理想——********目标是完全一致的。所以，科技工作者立志献身科学应该自觉地把自己所从事的科技事业同社会主义、********事业联系起来，使科学技术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从而把科技工作者的个人理想同人类的崇高理想融为一体。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科技工作者实现个人理想的正确途径。
道德理想是成就事业的必要条件，是激励科技人员在科研活动中取得成就的精神力量。科技事业是实现道德理想的载体，是道德理想付诸行动的具体实践。理想与事业不可分割，任何理想都是通过一定的具体事业的成就来实现，而任何事业都是在一定的理想指导下进行。理想使科技工作者更明智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更明确地选择行为模式和行为路径。理想能深入科技人员内心，变成坚定的信念，从而更自觉地为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人的活动如果没有理想的鼓舞，就会变得空虚而渺小。”[2]在他看来，理想对人具有一种非凡的魅力，它可使人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
社会主义科技道德理想对科技人员的激励是必不可少的，它一旦转化为科技工作者的内在精神素质，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社会主义科技道德理想的确立，使科技工作者看到了科学的明天，鼓舞他们奋发向上，激励他们攀登一个又一个科学高峰，取得一项又一项重大的科研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说，获得科研成果的科研过程，就是一个精神变物质的辨证过程。科技工作者的智慧、才能需要道德理想的激励才能发挥作用。他们把自己的学术思想和知识付诸科研活动，并达到预期目标，道德理想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科技道德理想又是推动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强大精神力量。
二、道德榜样的激励
道德榜样是道德理想的具体化，他们相对集中地体现了理想人格的至善品德，有的甚至可以被认为是理想人格至善品德的化身。与完善的社会道德风尚相比，道德典范人物具有具体性、实践性、有血有肉、震撼人心等特点。因而，学习道德典范人物是确立道德理想的有效途径。
科学家在追求真理和真知的同时，也在追求人类自身的进步和发展。在探索自然的奥秘的过程中，也在给人类树立崇高的理想榜样，激励着人们超越自我，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纵观古今中外，凡是取得重大成就的科学家或发明家，他们的道德品质也往往是后人钦仰学习的楷模。例如，居里夫人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她的高尚的道德品质也是为人们交口赞誉的。许多女大学生都把居里夫人作为自己的崇拜偶像。居里夫人的一生犹如蜡烛，为他人点燃光明。正如科学泰斗爱因斯坦所说：“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社会就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3]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科技人员的道德教育中，树立优秀的道德楷模，对培养科技人员的道德品质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巨大的说服力。有一位医学奖金获得者描述他极力想要达到由H·戴尔和丁·亨德森所树立的极高的成就标准时说：“两人都是思想上和人格上的伟大典范，两人都是崇高的个人，使你不得不为他们所感动。你更加勤奋地去工作，因为你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他们。”[4]478德国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奥托·奥柏格在回忆他的导师时说：“一个年轻的科学家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跟他那个时代的科学巨人所进行的个人接触。”[4]478许多年轻有为的科技人员都以老一代优秀科学家为榜样，从他们那里获得巨大的鼓舞力量，提高了自己道德修养的水平。
道德榜样的激励功能，还表现在被激励的科技工作者对于理想人格至善品德的欣羡、仰慕之情，驱动自己的心灵不由自主地倾向、靠近于高尚的道德形象，并力求达到与对方的精神世界合而为一。在道德榜样的激励中，道德认同的完成，不是基于功利的追求，而是以情感为中介，通过心理距离的不断缩减和高尚灵魂的反复浸润、潜移默化而逐渐实现的。
一个好的榜样往往就是一部光辉的人生缩影，一股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一面理想人格的明镜。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5]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可以从无数前辈科学家的榜样身上汲取丰富营养，构建起自己理想的道德形象，并努力为之奋斗。
三、道德评价的激励
道德评价是人们对科技人员的道德行为所作的一种善恶褒贬的判断。它是人们社会道德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范围之广，无处不在，无时不有。道德评价，虽然不像法律那样具有强制作用，但是，有时在法律无法达到的地方却能发挥巨大威力。人们常说的“众目睽睽”、“人言可畏”，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超过法律的力量。其影响之深，为法律所不及。
道德评价是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对科技人员的职业道德行为给予褒贬，如树碑立传、科学研究中以发现者的姓名给定理等冠名的传统等，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科学工作者努力工作。
除了社会舆论、传统习惯的激励外，政府部门、企业、团体、科研单位，也应依据职业道德规范和相应的管理制度对科技人员的职业道德行为给予评价和赏罚，对于作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记功、授予荣誉勋章，以此作为对他们能力的嘉奖。国家表彰“两弹一星”功臣，表彰袁隆平、吴文俊的科技业绩，是激励科技人员的重大举措。
道德评价不仅对道德行为给予肯定和激励，也对不道德行为进行谴责和惩罚。奖励可以产生正面引导激励的功能，使科技人员有成就感、光荣感，增强保持荣誉的内在动力。惩罚可以起到制止警告的作用，使之不再重蹈覆辙。只有褒贬得当，奖惩合理，正强化和负强化同时起作用，才会有力地激起科技人员的道德责任心和荣誉感，增强道德修养，从而促进他们道德水平的提高。近年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社科院和很多高等院校制定了科技人员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严肃处理了学术界出现的一些道德失范行为和腐败事件，起到了积极的教育和震慑作用。由此可见，道德评价能够激励人的上进心，调动人的积极性，鼓舞人的创造精神。国家科技部正在着手研究修改科技评估体系和奖励办法，这方面的措施非常重要，因为科技评估在很大程度上起着对科技人员的行为导向作用。
四、责任感的激励
有人认为，科学研究主要是为了满足个人兴趣和好奇心，这固然是激励科技工作者探索自然奥秘的因素。但是我们认为，只有把个人兴趣和好奇心融入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之中，才更显示出科技工作者的道德责任感。
科学家的责任感首先是，在科学研究中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力求预见自己的发明创造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并为此提出警告。凡是遇到可能对人类生存造成威胁，对人类生存的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时，应该主动地加以调整或停止实验。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当中国的科学家在美国的实验室进行核酸人工进化研究的时候，随着研究的进展，科学家发现这类研究很可能会在短时间里制造出比艾滋病更厉害的病毒危害人类生存。出于科学家的良知，科学家毅然中止了这项研究。
其次，科学家所进行的科学研究要对社会负责，要考虑到社会的效应。今天，科技发明创造对于人类有着如此强大的影响，以至对人类的生存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对他们的活动在社会上所产生的后果漠不关心是不可能的。科学家对社会所承担的道德责任问题摆在科学家甚至那些似乎离知识的社会效果最远的数学家的面前，这绝不是偶然的。作为科技创造的主体的科学家是否应该为科学研究对人类及社会环境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前苏联著名科学家谢苗诺夫曾经指出：“一个科学家不能是一个纯粹的数学家，纯粹的生物学家或纯粹的社会学家，因为他不能对他工作成果究竟使人民情况变好还是变坏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不然，他不是在犯罪，就是在玩世不恭。”[6]
科学家有责任把掌握的科学技术用于为人类的利益服务，防止科学技术被滥用；对科学技术应用的社会后果表示关切。爱因斯坦说：“如果你们想使你们的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该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7]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于支持反法西斯正义战争的需要，爱因斯坦曾建议美国研制原子武器。战后，他又呼吁世界要反对原子武器。前后两种态度，都是出于对人类、社会安全的考虑，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高尚的科技道德的具体表现。这种出于道德因素的言行，无疑影响了原子科学的发展。道德因素是保证科技成果不被滥用的重要条件。
第三，现代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提出了新的任务，要求科技工作者对人类未来承担责任。为此，要求我们必须从全球的未来的角度慎重选择有利于人类未来发展的课题进行探索；要求我们对自然界承担责任，承认自然界对于人类的价值和意义，保护自然资源，防止生态环境恶化；要求我们对人类整体和平与发展承担责任，要对人类的共同命运与前途负责，使科技活动真正做到趋利避害，造福人类。
高度的思想觉悟和道德责任感，会使科技工作者把人类的命运和祖国的前途，与自己所从事的科学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激发出一种力量，为了科学的振兴、民族的崛起、社会道德的不断进步和人类全面发展而努力奋斗。
五、荣誉感的激励
所谓荣誉感，是指个人履行义务之后受到社会的赞扬、肯定，从内心获得一种价值认同和感情上的满足。科技人员取得了某项或某几项科技成果的优先权、专利权，受到社会对自己劳动成果的尊重和褒奖，并由此而产生个人道德感情上的满足和自豪感。这种荣誉感能提高他们对自我存在的价值的认识，增强他们的自尊心、自信心、自觉心，激励他们以更大的热情进行新的发明创造，为社会为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总理青年时代曾写道：“荣誉感可使有为之士益奋其勇气，以达闻达；不法之徒思考其过失，以补前衍”[8]，揭示了荣誉感的自我激励作用。
荣誉感表现为真正的动因，它激励科技人员奋发向上，鼓励他们去做对公共福利有益的事。荣誉是道德的卫生，对荣誉的追求首先推动着意志去发展自重的德性，然后又推动着它去获得社会的德性。我们不能设想那些伟大的业绩可以在没有对荣誉的强烈的爱的情况下被完成。假如科学家在科技活动中没有对荣誉、名望和不朽的憧憬，伟大精神和科学成就也就不可能获得。一般来说，对科技荣誉冷若冰霜，对别人真诚的尊重无动于衷，这绝不是清高，而是伦理心态不正常的表现。
具有荣誉感应当是科技工作者的优秀品质。那么，应该怎样对待荣誉呢？从根本上说，科学事业是社会的事业。尤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重大科研成果往往是集体心血的结晶。离开了集体，个人将一事无成。个人的荣誉来自集体的共同奋斗，是集体荣誉在个人身上的体现。科技工作者应当把个人荣誉归功于人民和集体，看做是社会和集体对自己的鼓励和更高要求。社会和集体应当支持、鼓励科技人员建立功勋和争取荣誉，并且对个人荣誉感和自尊心予以保护和尊重，使之成为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精神力量。
正确的荣誉感，不仅把个人荣誉同集体荣誉相联系，而且与谦虚是密切联系的。科技工作者经过奋斗取得了成就，此时最需要的不是骄傲，而是谦虚。一个具有高尚道德的科技工作者，十分珍惜社会和集体给予自己的科学荣誉，并能在荣誉面前，以真诚的谦逊想到自己的不足，虚心学习其他人的长处。这样的人，即使自己的科研成果还不能得到社会公认和应有的荣誉时，也不改初衷，仍然埋头苦干，继续履行自己的科技道德义务。因为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荣誉只能照亮过去，不能照亮未来。任何已有的成就和业绩，与未来整体事业相比，终究是小的起步。因此，不能把荣誉当作自我炫耀的资本或供人欣赏的装饰品，而是当作新的起点和新的动力。在荣誉面前，只有抱着谦虚的态度，才能理智地面对未来，开拓前进，从而在科研中取得丰硕的成果，为社会和集体争取更大的荣誉。
六、成就感的激励
成就感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即希望在工作上有所成就，在事业上有所建树，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它是激励科技人员追求卓越、实现目标、争取成功的内驱力。哈佛大学的麦克莱兰认为，有强烈成就需要的人渴望将事情做得更为完美，提高工作效率，取得更大的成功。他们追求的是在争取成功的过程中克服困难、解决难题、努力奋斗的乐趣，并将目标的达到视为最大的幸福。他们并不看重成功所带来的物质奖励，而在乎从工作本身获得很大的满足感，以及在工作中充分发挥个人潜力、实现了个人价值时所产生的成就感。
在这种成就感的激励下，科技工作者可以有极强的行为动机，驱动自己去追求自己探索的目标，甚至可以不计甘苦，废寝忘食，只问耕耘，不求回报。他们需要的主要不是外界的奖惩，而是发自内心的自我奖赏。“自我奖赏”是一种强有力的行为动机，属于本能欲望的性质。常见这样的现象，在一项科学成果面前，做出一般贡献的参与者常常为论文署名、奖金分配争吵不已，而真正做出主要贡献的人，“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9]，却冷静地自置一旁，无欲无求。
庄子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10]，意思是说，只有修养最高的“至人”、“神人”、“圣人”才能达到与道合一、物我两忘、不受功名所累的境界。只有超脱一己私利、不沉湎于物质感官享受、把为国家、人民乃至为全人类服务当作科技活动的准则，才能在科学上大有建树，并完满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正是像爱因斯坦、居里夫人那样不计名利、一心追求科学真理、为人类造福的高尚科技品德的人，才能成为科学巨匠；正是像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达尔文那样，尊重科学事实、不畏****、不迷信权威的人，才能在科学上做出突破；正是像巴斯德、诺贝尔那样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人，才能摘取科学的硕果。
古往今来，那些改革生产工具，在科学技术上做出贡献的人，一般都是具有为人类造福的高尚品德的人。探索科学真理是一项极其艰巨、复杂的劳动，只有不畏艰险，勇于在崎岖小路上辛勤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爱因斯坦说过，对于一个科学家，人们往往是注意他有什么发明创造，写了什么著作，而忽视了他对人类更为重要的贡献是他的无私奉献精神和高尚的道德品质。但正是这种精神和品质，才推动他们为人类作出贡献，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姚晓静.名人名言录[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73.
道德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科技道德；激励功能；理想；道德榜样；道德评价
Abstract:Theincentivefunctionofscientificandtechnicalmoralityliesintheouterincentivessuchasideals,examples,appraisal,andtheinnerdrivesuchasthesenseofresponsibility,honorandtheachievementsofscientificandtechnicalworkers.Thetwopartsinteracteachothertoformaspiritualstrengthtostimulatescientistandtechnicianstobeactivebothininventionandincreation,toencouragethemtodedicatethemselvestoscience,andtomotivatethemworkinghard,makingcontributionselflessandpursuingscientifictruthinlifetime.
Keywords:scientificandtechnicalmorality;incentivefunction;ideal;moralexample;moralappraisal
“激励”一词来源于拉丁语“Movere”，它的原意是“移动”、“采取行动”。我国汉朝司马迁所著《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也有欲以激励应侯之语，意即通过激发使其振奋。激励是心理学的一个术语，指心理上的驱动力，含有激发动机、鼓励行为、形成动力的意思，就是通过某种内部或外部刺激，促使人们奋发向上，努力去实现目标。
人人需要激励，科技工作者也不例外，激励被认为是“最伟大的管理原理”。通过激励可以把有才能的、组织所需要的人吸引过来，并长期为该组织工作。从世界范围看，美国特别重视这一点，它从世界各国吸引了很多有才能的专家、学者。这也是美国之所以在许多科学技术领域保持领先地位的重要原因。
所谓科技道德的激励功能，就是指它具有一股激发、鼓励科技人员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能够诱发他们发明创造的欲望，促使他们通过目标、理想、准则、评价的体系，在科技活动中明辨方向，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自觉地为国家和人民多做贡献。科技道德激励，它主要不仅满足科技人员眼前物质上的利益，而是满足其高尚的精神需求，来调动他们的科研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它把科技人员的需要引导到献身科学、勇于创新、为民造福、为国争光的执著追求上去，致力于他们思想道德境界的提高。
科技道德的激励功能的实现机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由社会掌握运行，作用于被激励的科技人员，对被激励的科技人员来说可称为道德激励功能的外在社会机制，它包含着道德理想、道德榜样、道德评价三个构成因素；另一类是由被激励的科技人员自身掌握运用，进行自我激励，对于被激励的科技人员来说可称为道德激励功能的内在心理机制，它包括道德上的责任感、荣誉感、成就感这些人们内心隐藏的道德行为激发器。道德激励功能的社会机制是实现道德激励功能的外在保障，道德激励功能的心理机制是实现道德激励功能的内在基础。
一、理想的激励
理想反映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凝结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理想具有一种非凡的魅力，它可以成为激励人奋进、催人奋起、敦促人们不断追求的动力。
崇高的道德理想是科技人员献身精神的强大动力。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说：“理想是指路明灯，没有理想，就没有坚定的方向，而没有方向，就没有生活。”[1]理想是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是人们从现实出发，对未来目标的向往和追求。理想贯穿于人的精神生活之中，它是人的精神支柱，是鼓舞人奋斗的力量源泉。一个人如果没有理想，只能是一具可悲的行尸走肉，他的一生，将毫无价值可言。
科技人员从事科研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和消磨时间；不是为了夸夸其谈，哗众取宠；更不是为了金钱和权势，以满足一己自私自利的享受。科学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人类造福。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科学技术为人类造福的方向同实现人类崇高理想——共产主义目标是完全一致的。所以，科技工作者立志献身科学应该自觉地把自己所从事的科技事业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联系起来，使科学技术服务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从而把科技工作者的个人理想同人类的崇高理想融为一体。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科技工作者实现个人理想的正确途径。
道德理想是成就事业的必要条件，是激励科技人员在科研活动中取得成就的精神力量。科技事业是实现道德理想的载体，是道德理想付诸行动的具体实践。理想与事业不可分割，任何理想都是通过一定的具体事业的成就来实现，而任何事业都是在一定的理想指导下进行。理想使科技工作者更明智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更明确地选择行为模式和行为路径。理想能深入科技人员内心，变成坚定的信念，从而更自觉地为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人的活动如果没有理想的鼓舞，就会变得空虚而渺小。”[2]在他看来，理想对人具有一种非凡的魅力，它可使人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
社会主义科技道德理想对科技人员的激励是必不可少的，它一旦转化为科技工作者的内在精神素质，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社会主义科技道德理想的确立，使科技工作者看到了科学的明天，鼓舞他们奋发向上，激励他们攀登一个又一个科学高峰，取得一项又一项重大的科研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说，获得科研成果的科研过程，就是一个精神变物质的辨证过程。科技工作者的智慧、才能需要道德理想的激励才能发挥作用。他们把自己的学术思想和知识付诸科研活动，并达到预期目标，道德理想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科技道德理想又是推动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强大精神力量。
二、道德榜样的激励
道德榜样是道德理想的具体化，他们相对集中地体现了理想人格的至善品德，有的甚至可以被认为是理想人格至善品德的化身。与完善的社会道德风尚相比，道德典范人物具有具体性、实践性、有血有肉、震撼人心等特点。因而，学习道德典范人物是确立道德理想的有效途径。
科学家在追求真理和真知的同时，也在追求人类自身的进步和发展。在探索自然的奥秘的过程中，也在给人类树立崇高的理想榜样，激励着人们超越自我，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纵观古今中外，凡是取得重大成就的科学家或发明家，他们的道德品质也往往是后人钦仰学习的楷模。例如，居里夫人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她的高尚的道德品质也是为人们交口赞誉的。许多女大学生都把居里夫人作为自己的崇拜偶像。居里夫人的一生犹如蜡烛，为他人点燃光明。正如科学泰斗爱因斯坦所说：“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社会就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3]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科技人员的道德教育中，树立优秀的道德楷模，对培养科技人员的道德品质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巨大的说服力。有一位医学奖金获得者描述他极力想要达到由H·戴尔和丁·亨德森所树立的极高的成就标准时说：“两人都是思想上和人格上的伟大典范，两人都是崇高的个人，使你不得不为他们所感动。你更加勤奋地去工作，因为你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他们。”[4]478德国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奥托·奥柏格在回忆他的导师时说：“一个年轻的科学家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跟他那个时代的科学巨人所进行的个人接触。”[4]478许多年轻有为的科技人员都以老一代优秀科学家为榜样，从他们那里获得巨大的鼓舞力量，提高了自己道德修养的水平。
道德榜样的激励功能，还表现在被激励的科技工作者对于理想人格至善品德的欣羡、仰慕之情，驱动自己的心灵不由自主地倾向、靠近于高尚的道德形象，并力求达到与对方的精神世界合而为一。在道德榜样的激励中，道德认同的完成，不是基于功利的追求，而是以情感为中介，通过心理距离的不断缩减和高尚灵魂的反复浸润、潜移默化而逐渐实现的。
一个好的榜样往往就是一部光辉的人生缩影，一股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一面理想人格的明镜。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5]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可以从无数前辈科学家的榜样身上汲取丰富营养，构建起自己理想的道德形象，并努力为之奋斗。
三、道德评价的激励
道德评价是人们对科技人员的道德行为所作的一种善恶褒贬的判断。它是人们社会道德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范围之广，无处不在，无时不有。道德评价，虽然不像法律那样具有强制作用，但是，有时在法律无法达到的地方却能发挥巨大威力。人们常说的“众目睽睽”、“人言可畏”，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超过法律的力量。其影响之深，为法律所不及。
道德评价是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对科技人员的职业道德行为给予褒贬，如树碑立传、科学研究中以发现者的姓名给定理等冠名的传统等，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科学工作者努力工作。
除了社会舆论、传统习惯的激励外，政府部门、企业、团体、科研单位，也应依据职业道德规范和相应的管理制度对科技人员的职业道德行为给予评价和赏罚，对于作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记功、授予荣誉勋章，以此作为对他们能力的嘉奖。国家表彰“两弹一星”功臣，表彰袁隆平、吴文俊的科技业绩，是激励科技人员的重大举措。
道德评价不仅对道德行为给予肯定和激励，也对不道德行为进行谴责和惩罚。奖励可以产生正面引导激励的功能，使科技人员有成就感、光荣感，增强保持荣誉的内在动力。惩罚可以起到制止警告的作用，使之不再重蹈覆辙。只有褒贬得当，奖惩合理，正强化和负强化同时起作用，才会有力地激起科技人员的道德责任心和荣誉感，增强道德修养，从而促进他们道德水平的提高。近年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社科院和很多高等院校制定了科技人员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严肃处理了学术界出现的一些道德失范行为和腐败事件，起到了积极的教育和震慑作用。由此可见，道德评价能够激励人的上进心，调动人的积极性，鼓舞人的创造精神。国家科技部正在着手研究修改科技评估体系和奖励办法，这方面的措施非常重要，因为科技评估在很大程度上起着对科技人员的行为导向作用。
四、责任感的激励
有人认为，科学研究主要是为了满足个人兴趣和好奇心，这固然是激励科技工作者探索自然奥秘的因素。但是我们认为，只有把个人兴趣和好奇心融入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之中，才更显示出科技工作者的道德责任感。
科学家的责任感首先是，在科学研究中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力求预见自己的发明创造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并为此提出警告。凡是遇到可能对人类生存造成威胁，对人类生存的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时，应该主动地加以调整或停止实验。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当中国的科学家在美国的实验室进行核酸人工进化研究的时候，随着研究的进展，科学家发现这类研究很可能会在短时间里制造出比艾滋病更厉害的病毒危害人类生存。出于科学家的良知，科学家毅然中止了这项研究。
其次，科学家所进行的科学研究要对社会负责，要考虑到社会的效应。今天，科技发明创造对于人类有着如此强大的影响，以至对人类的生存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对他们的活动在社会上所产生的后果漠不关心是不可能的。科学家对社会所承担的道德责任问题摆在科学家甚至那些似乎离知识的社会效果最远的数学家的面前，这绝不是偶然的。作为科技创造的主体的科学家是否应该为科学研究对人类及社会环境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前苏联著名科学家谢苗诺夫曾经指出：“一个科学家不能是一个纯粹的数学家，纯粹的生物学家或纯粹的社会学家，因为他不能对他工作成果究竟使人民情况变好还是变坏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不然，他不是在犯罪，就是在玩世不恭。”[6]
科学家有责任把掌握的科学技术用于为人类的利益服务，防止科学技术被滥用；对科学技术应用的社会后果表示关切。爱因斯坦说：“如果你们想使你们的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该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7]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于支持反法西斯正义战争的需要，爱因斯坦曾建议美国研制原子武器。战后，他又呼吁世界要反对原子武器。前后两种态度，都是出于对人类、社会安全的考虑，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高尚的科技道德的具体表现。这种出于道德因素的言行，无疑影响了原子科学的发展。道德因素是保证科技成果不被滥用的重要条件。
第三，现代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提出了新的任务，要求科技工作者对人类未来承担责任。为此，要求我们必须从全球的未来的角度慎重选择有利于人类未来发展的课题进行探索；要求我们对自然界承担责任，承认自然界对于人类的价值和意义，保护自然资源，防止生态环境恶化；要求我们对人类整体和平与发展承担责任，要对人类的共同命运与前途负责，使科技活动真正做到趋利避害，造福人类。
高度的思想觉悟和道德责任感，会使科技工作者把人类的命运和祖国的前途，与自己所从事的科学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激发出一种力量，为了科学的振兴、民族的崛起、社会道德的不断进步和人类全面发展而努力奋斗。
五、荣誉感的激励
所谓荣誉感，是指个人履行义务之后受到社会的赞扬、肯定，从内心获得一种价值认同和感情上的满足。科技人员取得了某项或某几项科技成果的优先权、专利权，受到社会对自己劳动成果的尊重和褒奖，并由此而产生个人道德感情上的满足和自豪感。这种荣誉感能提高他们对自我存在的价值的认识，增强他们的自尊心、自信心、自觉心，激励他们以更大的热情进行新的发明创造，为社会为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总理青年时代曾写道：“荣誉感可使有为之士益奋其勇气，以达闻达；不法之徒思考其过失，以补前衍”[8]，揭示了荣誉感的自我激励作用。
荣誉感表现为真正的动因，它激励科技人员奋发向上，鼓励他们去做对公共福利有益的事。荣誉是道德的卫生，对荣誉的追求首先推动着意志去发展自重的德性，然后又推动着它去获得社会的德性。我们不能设想那些伟大的业绩可以在没有对荣誉的强烈的爱的情况下被完成。假如科学家在科技活动中没有对荣誉、名望和不朽的憧憬，伟大精神和科学成就也就不可能获得。一般来说，对科技荣誉冷若冰霜，对别人真诚的尊重无动于衷，这绝不是清高，而是伦理心态不正常的表现。
具有荣誉感应当是科技工作者的优秀品质。那么，应该怎样对待荣誉呢？从根本上说，科学事业是社会的事业。尤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重大科研成果往往是集体心血的结晶。离开了集体，个人将一事无成。个人的荣誉来自集体的共同奋斗，是集体荣誉在个人身上的体现。科技工作者应当把个人荣誉归功于人民和集体，看做是社会和集体对自己的鼓励和更高要求。社会和集体应当支持、鼓励科技人员建立功勋和争取荣誉，并且对个人荣誉感和自尊心予以保护和尊重，使之成为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精神力量。
正确的荣誉感，不仅把个人荣誉同集体荣誉相联系，而且与谦虚是密切联系的。科技工作者经过奋斗取得了成就，此时最需要的不是骄傲，而是谦虚。一个具有高尚道德的科技工作者，十分珍惜社会和集体给予自己的科学荣誉，并能在荣誉面前，以真诚的谦逊想到自己的不足，虚心学习其他人的长处。这样的人，即使自己的科研成果还不能得到社会公认和应有的荣誉时，也不改初衷，仍然埋头苦干，继续履行自己的科技道德义务。因为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荣誉只能照亮过去，不能照亮未来。任何已有的成就和业绩，与未来整体事业相比，终究是小的起步。因此，不能把荣誉当作自我炫耀的资本或供人欣赏的装饰品，而是当作新的起点和新的动力。在荣誉面前，只有抱着谦虚的态度，才能理智地面对未来，开拓前进，从而在科研中取得丰硕的成果，为社会和集体争取更大的荣誉。
六、成就感的激励
成就感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即希望在工作上有所成就，在事业上有所建树，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它是激励科技人员追求卓越、实现目标、争取成功的内驱力。哈佛大学的麦克莱兰认为，有强烈成就需要的人渴望将事情做得更为完美，提高工作效率，取得更大的成功。他们追求的是在争取成功的过程中克服困难、解决难题、努力奋斗的乐趣，并将目标的达到视为最大的幸福。他们并不看重成功所带来的物质奖励，而在乎从工作本身获得很大的满足感，以及在工作中充分发挥个人潜力、实现了个人价值时所产生的成就感。
在这种成就感的激励下，科技工作者可以有极强的行为动机，驱动自己去追求自己探索的目标，甚至可以不计甘苦，废寝忘食，只问耕耘，不求回报。他们需要的主要不是外界的奖惩，而是发自内心的自我奖赏。“自我奖赏”是一种强有力的行为动机，属于本能欲望的性质。常见这样的现象，在一项科学成果面前，做出一般贡献的参与者常常为论文署名、奖金分配争吵不已，而真正做出主要贡献的人，“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9]，却冷静地自置一旁，无欲无求。
庄子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10]，意思是说，只有修养最高的“至人”、“神人”、“圣人”才能达到与道合一、物我两忘、不受功名所累的境界。只有超脱一己私利、不沉湎于物质感官享受、把为国家、人民乃至为全人类服务当作科技活动的准则，才能在科学上大有建树，并完满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正是像爱因斯坦、居里夫人那样不计名利、一心追求科学真理、为人类造福的高尚科技品德的人，才能成为科学巨匠；正是像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达尔文那样，尊重科学事实、不畏强暴、不迷信权威的人，才能在科学上做出突破；正是像巴斯德、诺贝尔那样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人，才能摘取科学的硕果。
古往今来，那些改革生产工具，在科学技术上做出贡献的人，一般都是具有为人类造福的高尚品德的人。探索科学真理是一项极其艰巨、复杂的劳动，只有不畏艰险，勇于在崎岖小路上辛勤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爱因斯坦说过，对于一个科学家，人们往往是注意他有什么发明创造，写了什么著作，而忽视了他对人类更为重要的贡献是他的无私奉献精神和高尚的道德品质。但正是这种精神和品质，才推动他们为人类作出贡献，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姚晓静.名人名言录[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73.
[2]魏英敏.新伦理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362.
[3]刘凤端.简明科技伦理学[M].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1989:214.
[4]徐少锦.科技伦理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478.
[5]刘凤端.简明科技伦理学[M].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1989:246.
[6]吴伯田.科学哲学问题新探[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23:306.
[7]余谋昌.高科技挑战道德[M].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23:10.
[8]吕俊华.自尊论[M].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103.
道德论文范文篇8
1．主体性道德素质的培养以人的主体性本质为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在本质上是主体的，能动的。马克思在谈到人的活动同动物活动的本质区别时指出，“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正是这种有目的、有意识的自觉活动决定了人具有不同于动物的特有性质----主体性。
所谓主体性道德素质，指的是个体的人作为道德实践活动的主体，依据其独立自主、主动积极的理性思考所选择的道德原则，自主、自觉与自愿地作出道德选择与道德行为的素质或能力。
主体性道德素质的培养就是依据社会需要确立目标，以人的主体性本质特征为基础，在德育过程中充分发掘并发展人的主体潜能，使之形成主体性道德素质。
2．主体性道德素质的培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是自主经济。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市场主体不论是哪种所有制的经营单位，都有独立的产权、经济利益和经营意志，同时要对其经营结果承担风险和责任，即成为真正自主经营的实体。市场经济也要求人人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体，没有主体意识的成员就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变革和竞争的现实。
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人们主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也必然要求人们能自主地发展，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
同时，市场经济带来了社会生活的多样化、价值观的多元化，从而使人们生活在有史以来最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市场经济培养的主体性，既可以使一些道德主体提高道德境界，也可使一些道德主体为所欲为。例如：当带有禁欲色彩的东西受到冲击时，可能产生重视金钱并用诚实劳动去获取它的效应，也可能产生金钱至上和拜物教意识；当唯上唯书、消极保守、盲目服从的观念受到冲击时，可能产生离经叛道，我行我素，绝对自由等观念。在这里教育的作用十分重要。我们培养的学生最终要独立地面对社会上各种实际道德问题，一个缺乏自主性道德素质的人很难在市场经济的社会大环境中把握住自己，因此主体性道德素质的培养适应时代的要求，符合时展的需要。
3．主体性道德素质的培养适应青少年发展特点。
人的主体性在青少年时期得到充分发展。在这个时期，生理上的成熟使青少年在心理上产生成人感，他们渴望独立，对一切都不愿顺从，常处于一种与成人相抵触的情绪状态中。随着身心发展，他们思维品质也有了相应的发展，思维的创造性和批判性日益明显。青少年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喜欢别出心裁和标新立异。他们不愿轻易地接受别人的意见，对别人的思想、态度和建议，经常要做一番审查，甚至有时持过分怀疑和批判的态度。他们开始严肃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思维和主张，已能够有意识地调节、支配、检查和论证自己的思想。青少年主体性的发展为主体性道德素质的培养提供了条件，主体性道德素质的培养又将使青少年主体性潜能得到发展。
二、主体性道德素质的培养----主体参与模式
素质教育不是选择适应教育的学生，而是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主体性道德素质的培养同样是要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这种教育的基本思路是以现在社会所需要的道德素质为培养目标，围绕发展学生主体性潜能组织德育活动，最终使学生形成社会所需要的道德素质。依据这个思路形成的德育模式可以称为“主体参与模式”。
1．主体参与模式是对传统德育模式的扬弃。
国际教育理论界曾经提出了一些道德教育的模式，这些模式各有其优缺点。
①“美德装”模式。一般是由成人先从社会的道德价值体系中途出重要的道德规范，由成人教给学生，通过一次次循环加深，最终使学生形成高尚的道德品质。这种模式重视道德内容的传授与灌输，但把学生置于被动性地接受地位，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
②“道德价值澄清”模式。这种模式认为，现代人生活在复杂多变的社会里，其价值观念陷入了混乱境地，教育工作者有必要帮助他们澄清价值观念的混乱，使其获得明晰的价值观念。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强调道德价值思维能力的培养，强调道德价值的判断和评价能力的训练，其不足之处是否认有普遍的道德内容的传授。
③“认知发展”模式。柯尔伯格指出：“这种方法之所以是认知的，是由于它认识到，道德教育尤如理智教育一样，是以刺激儿童就道德问题和道德决策从事积极的思维为基础的。它之所以是发展的，是因为它认识到，道德教育的目标就是促进各个阶段的发展。”这种模式是把重点放在促进道德思维能力上，忽视道德内容的传授。
主体参与模式不仅注重德育形式，而且也注重德育内容，认为内容依附于形式，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在多元化价值观并存的社会里，强调一元化的价值观和共同的道德准则。借鉴“美德装”模式，“道德价值澄清”和“认知发展”模式的优点，在教育过程中，既要传授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又可以把其它不同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行为摆出来，引导学生进行正确的判断和选择，最终通过主体内化达到自主道德认识素质的提高。
2．重视道德实践是主体参与模式的基本特征。
主体性道德素质不仅包括自主道德的认识素质，还包括自觉道德践行素质与自我道德调控素质。主体性道德素质是“知”与“行”的统一，它不仅要求受教育者把社会需要的道德规范内化，还要求把内化的道德观念外化为道德行为和道德习惯，这种从“内化”到“外化”的转变靠的是道德实践。
道德实践是道德意识的外化，是个人施之于他人和社会、社会施之于个人的主观见之于客观且具有价值意义的活动总和。早在古希腊时期，伦理学就被公认为实践的科学；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不仅强调道德必须以信仰为前提，而且强调道德必须化为人的行为和践履义务的活动；近代的康德、黑格尔等也认为道德具有实践性。不能付诸实践的观念，是不能称为道德观念的。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也有相当多的思想家把道德的本质看作道德实践，如宋明时期的陆象山、王阳明等都认为“行”是道德的最基本的内容和最本质的特征。道德实践活动是一种特殊的人类实践活动，具有很强的主体性，是个体发挥主体能动性的重要形式，因此主体参与模式把道德实践作为培养主体性道德素质的重要途径。
课堂学习主要完成自主道德认识素质的培养，而自觉道德践行素质与自我道德调控素质的培养主要靠课堂学习之外的道德实践活动中进行，道德实践活动包括社会调查、军训、各种无偿的社会服务和公益劳动，更主要的、大量的、经常的道德实践活动是引导学生在日常生活（包括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学校生活）中，自觉地将正确的道德认识实实在在在地付诸行动，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个体还在实践活动中发现自己的不足，矫正自己的行为，从而不断自我完善。
综上所述，主体参与模式从内容上强调统一的道德标准和一元化的价值观，从形式上强调发掘发展人的主体潜能，并认为主体参与的主要形式是课堂学习和道德实践，课堂学习和道德实践在培养人的主体性道德素质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能有助于个体实现“内化”与“外化”这一道德品质形成的完整过程。
三、主体性道德素质培养的关键在教师
主体性道德素质的培养是社会发展对德育提出的新课题，只要我们抓住这一关键点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德育将会出现新的突破。但在具体实施中有很多阻碍，其中主要问题是教师德育素质不尽如人意，表现在：①缺乏责任感，认为把学生看住了不出事就行，现在这一套满可以应付又轻车熟路，学生走向社会以后怎样，管不了许多。②不能正确地认识学生，教育内容方法陈旧。把学生看成容器，认为我灌什么里面就会有什么，看不到在新的形势下，教师、学生同处在社会转型期，在价值多元化和各种新问题面前，双方处于同步信息、同步困惑、同步思索的同一起点，一味用教师当学生时的规范、标准要求今天的孩子，仍旧用大一统的封闭式的计划经济的社会环境中常用的单向灌输方法。③没有把握德育的特殊性，不能很好地区分科学教育、技术教育和道德教育这三种不同的教育方式。
道德论文范文篇9
“渐悟”和“顿悟”本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对影响深远的范畴。慧远在《维摩义记》卷一中指出：“菩萨藏中，所教亦二，一是渐入，二是顿悟。言渐入者，是人过去曾法，中退住小，后还入大。大从小来，谓之为渐”。“言顿悟者，有诸众生，久乘，相应善根，今始见佛，即能入大。大不由小，目之谓顿”，“渐入菩萨，藉浅阶远，顿悟菩萨，一越解大”。渐悟、顿悟是两种修习佛性的不同方法，由于对两者强调不一，曾经形成了中国佛教史上两相对峙的南宗和北宗，即“南顿北渐”之谓。
其实，渐悟和顿悟亦可理解为两种不同的认识方法。主张日积月累、由浅而深的常规之道的是渐悟，表现在修身养性方面即是“时时勤拂试，勿使惹尘埃”的功夫。道德教育过程中，对伦理道德观念及规范日积月累的教与学，多是循渐悟之道而行的，我们平常所论道德认知，多是从渐悟角度展开的。其实道德认知和一般人类认知一样也还有另外一面，即“顿悟”。
顿悟即习佛上的“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作为一种认识方法，即所谓“一旦豁然贯通”（朱嘉）、“发明本心”（陆九渊）或“反求本心”（熊十力）的功夫等。由佛学而渗透开来的顿悟早已成为我国哲学史、文学及美学史上重要概念。作为一般认识门径的顿悟既与渐悟有很大的区别，也有互补或统一的一面，无论过分强调渐悟，还是过分强调顿悟都是荒谬的。以辩证的眼光不难看出，历史上的“南顿北渐”的宗派之争，有其偏颇各执的一面，同时也可看出现实生活中对于遵循分析思维、循规蹈矩过分强调从而被理性思维缚绑手脚的单纯渐悟的方法论局限性。在中国现存的道德教育中因循理性思维的一般局限，人们多对道德认识“顿悟”的一面视而不见，或者视之为神秘的东西的而予以回避。因此对于道德认知的这一被忽视的侧面予以研讨是当务之急。
顿悟与直觉是相似但并不完全相等的概念。顿悟作为一种认识过程属于直觉的一种，直觉显然还包括在一种道德情境中凭直感立即作出判断的含义，而顿悟似乎更多地强调直觉之前的沉思默想等知情意的酝酿过程。但是直觉和顿悟之间相同的一面显然大于这些意义上的细微不同，本文是从直觉与顿悟相通的一面去进行以下论述的，亦即，本文的“直觉”作为认识的过程、方法和能力，也可称之为顿悟的过程、方法和能力。
二、道德直觉的必要与可能
在道德教育中之所以需要培养道德直觉，首先是因为道德学习过程中运用道德直觉的必要。而这一必要性主要可归结为两点，一是道德基本概念的意会性质（或自明性）。西方伦理学史上许多人都对这一性质有所揭示。如18世纪的情感派就曾认为人的道德认识与其说是一种经验推理，不如说是依靠人类所固有的道德感（所谓“第6感官”?）而直觉到事物或行为的善恶价值。乔治·爱德华·摩尔（GeorgeEdwardMoore〕?认为，伦理学的基本范畴是“善”，而善是自明而不可推导的。“‘善’是一个单纯的概念，正如‘黄’是一个单纯的概念一样；也正如决不能向一个事先不知道它的人阐明什么是黄一样，你也不能向他阐明什么是善”。人们对善的认识因而只能是直观的，而不是描述性的推导，因为善是自明的，无须借助其它事物或性质来证明，更不能从别的东西中推导出善。我们不能同意善和义务等道德基本范畴是完全自明、拒斥逻辑推导的极端观点，因为这一观点的片面性不仅因为其对立学派的强大存在遭到了实际的揭示，而且这一观点确有走向神秘主义和否认伦理学的科学性的危险。但道德基本概念有其可以诉诸逻辑分析的一面，也有其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直觉性的一面。正因为如此，情感派的摩尔、普里查德到中国陆王学派及所有非理性主义的伦理学家才能有经久不衰的立论依据。正如英国学者波兰尼所指出的“意会知识比言传知识更基本，我们能够知道的比我们能够说出来的东西多，而不依靠言传的了解，我们就什么也说不出来”。道德概念的意会性的存在，决定了通过直觉方式进行道德认知的必要性。除了道德概念必须通过直觉加以理解之外，道德行为所处的情境的复杂性和紧迫性等也决定了直觉存在的必要性。在一定的道德情境中，道德责任往往是多重复杂同时是相互矛盾的，加上道德情境可能存在的解决问题或履行义务的紧迫性（如救火、救人的情境）根本不容许人去进行复杂的逻辑分析或象功利主义、快乐主义伦理学家所倡导的那样计算结果如何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或大多数人的幸福。人唯有通过道德直觉进行当机立断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才能获得问题的解决。这里他“以为他的道德观念和直觉地完成的行动仿佛是自明的、当然的、没有疑义的”。
道德直觉既有其道德学习上的必要性，也有其存在和培育的可能性。这一可能性来自于道德学习主体道德智慧的积淀。根据社会遗传理论，每个人都有类的禀赋，千百万年人类的一些社会经验都以心理结构的形式实现了社会性遗传，积淀于每一个体的心理。所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所以在来不及作出合乎逻辑的证明之前道德主体就已然有了先在的道德判断和行动。在心理学“直觉”的解释中，容格所谓“原型”的触动，苛勒所谓“格式塔”的“完形”。实质上都是在一定情境之下，道德个体凭借并调动这些老祖宗的遗产对对象实施迅速观照和会意的结果，除了族类经验，道德学习个体自身的经验也可以以简约、内隐的形式积淀在意识的最深层。就象类的原型和图式起作用时一样，当道德情境刺激之下，人们的这种个体经验积淀也能为人所唤醒，不自觉地作出“非逻辑”（实为“隐逻辑”）的决断，而无论是类或个体道德经验的心理积淀都已成为心理学所证实的一个客观事实。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使每一个个体能够最大限度地享受这些内存的直觉潜能，开发个体的直觉能力？这就不得不把论述的焦点移回到作为人类自身再生产活动的教育过程中来。
三、道德直觉能力的审美培育
关于直觉能力的培育，杰罗姆·S·布鲁纳（JeromeS.Bruner）在《教育过程》?第四章“直觉思维和分析思维”中提及6种增进直觉思维的可变因素，即倾向性因素、给某个领域提供各种经验、教学中强调知识的结构、启发式程序、鼓励推测、发展自信和勇气。庞学光在《浅论道德直觉及其培养》则直接提出了培养道德直觉的4种方法（第一，?给学生丰富、系统的道德知识。第二，重视学生道德经验的积累。第三，进行多样化的道德思维训练。第四，重视和加强艺术教育）。布鲁纳曾指出，诗人和艺术评论家具有“直觉信心”，“需要在没有稳定的意见一致的标准下，着手选择一个形象或者表述一个评论。”教学过程就是要鼓励这种自信和勇气。庞学光也认为“对于道德直觉的培养来说艺术学科具有独特的价值”。他们都对艺术对直觉培养的价值作了不同程度的肯定，视为途径之一。但是道德教育不能仅仅借助外在的艺术过程去培养道德直觉能力。只有使道德教育本身引入审美因素使之成为一种审美范式的德育，才有可能充分发挥审美的直觉培育功能。本文即是将艺术品及道德教育过程本身的审美因素统一起来论述审美对道德直觉能力的培育的。
审美活动何以能够培养直觉和道德直觉能力，这必须从分析直觉的特征和发生机制入手。首先，关于直觉的瞬时性与情感作用。直觉、道德直觉能在一刹那间“豁然贯通”地把握对象。这就是所谓直觉的瞬时性特征。瞬间性特征与直觉的许多特征和心理机制均有联系，但笔者认为其主要的决定因素是主体的情绪、情感因素，即布鲁纳称谓的“倾向性因素”。“这种倾向性因素对直觉的作用是使直觉倾向于对某个领域而不对别的领域进行直觉思维”，情感作为倾向性因素可使主体对对象作出与主体心理隐性需要和图式相契合的方向性选择，由于情感之中往往有理性的积淀，故有可能直接切入对象的本质，（也有可能导致谬误）。
情感对于直觉除了这种导向作用之外，还有直觉的发动机制。情感虽然不是认知，但它可以为人的认知内驱力提供能量，从而最大限度地激活主体的心理活动，从而象高效计算机那样自动将合乎当前问题情境的策略从内存中调出，迅速解决问题。因此，如果说有什么因素能够增进直觉能力，那么首要因素当属情感。审美活动（包括立美活动）被人称之为“情感的体操”，是因为无论是创美过程还是审美过程，都是情感表现和观照过程。审美活动所激起的情感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随意联想、想象和幻觉能力，唤醒沉睡的思维网络，在一瞬间把握事物的本质。对道德教育而言，审美情感不仅对道德认知的对象会产生“赋值”作用，使认识主体有一定直觉的倾向性，??而且利于通过审美活动中的情感交流训练提高“移情能力”，在接受道德观念、实施道德判断和行动时迅速“反求本心”，实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道德“通感”。
其次，关于直觉的非逻辑性与形象思维。布鲁纳指出：“直觉是指没有明显地依靠个人技巧的分析器官而掌握问题或情境的意义、重要性或结构的行为”。
“没有明显地依靠个人技巧的分析器官”较为准确地揭示了直觉的非逻辑性或非理性特征。“非逻辑性”指主体在直觉对象并未进行自觉的归纳、演绎等理性分析活动。但非逻辑并不是“反逻辑”或“无逻辑”，而是逻辑活动在内隐的不自觉状态。之所以产生这种逻辑的内隐，是由于直觉活动中人是“以形象和概念共同反映事物本质”。直觉活动之所以优于单纯的“概念”思维，是由于形象和概念相互配合、补充、促进形成的合力。“形象比概念灵活、更能在问题情境不明确的情况下发挥创造性探索作用。它能表示概念、说明概念、扩展概念、并能启发创造出新概念”。正是与形象思维相融合，理性思维才显得“盐在水中，有味无痕”起来，因此，能够将形象思维和理性思维结合的活动将有利于直觉能力的培养，而审美活动恰恰是具备这一特征的典型。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曾正确地指出，审美判断是单称判断（如“这幅画是美的”），但仍带有普遍性（我觉得美的东西别人也觉得美），这显然不同于一般的单称判断（当我说“这酒对于我是快适的”?时，?别人的主观感受未必一定与我同一）。这一矛盾的统一在于“想象力和知解力的自由谐合”。审美判断一方面是感性、个别的，另一方面又是主观、普遍的，超越感性又离不开感性、趋向概念又无明确的概念。正是因为审美活动的感性、理性思维的统一，才有利于主体在思维活动中发挥左右脑的共同优势，实现概念与形象联合的“非逻辑”性或“超逻辑”性。道德教育的认知模式过分强调分析思维的作用，改造这一范式的出路显然在于实现时道德教育的形象思维嫁接----实践德育的审美模式。
最后，关于直觉的整体性与物我同构。分析思维的特征是主体将对象各细部进行认真观照，由局部而整体，由小到大地认识事物。即“分析思维是以一次前进一步为其特征”。也正是因为思维的开端为局部、为分析，所以其认识事物的整体及本质有一个漫长而不保险的程序（不保险在于整体往往不等于局部相加）。
而直觉思维则相反，?它是“由大而斜?直接抓住整体切入对象的本质从而实现“豁然贯通”的。道德直觉也是如此，道德直觉对道德观念及道德情境的把握也是整体性的、未经分析直接从整体入手的。在道德情境复杂和紧迫的情况下，主体正是凭借这种对情境的直接整体性把握才能迅速作出道德判断并诉诸行动的。
苛勒在其（《猿的智力测验》，1917）中就曾指出，人脑对环境的反应是整体性的，人所认识的对象也是有组织的有机整体，直觉的过程即是主体实现对认识对象的（格式塔）“完形”的过程。因此，直觉可以理解为物我之间的一种同构现象的突然发生，就如柏格森所言的“所谓直觉，就是指那种理智的体验，它使我们置身于对象的内部，以便与对象中那个独一无二，不可言传的东西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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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自由主义者在坚持这个底线不变的情况下去考虑道德比较关注的问题如平等，福利和社会保障等问题。哈耶克对福利经济学始终持谨慎甚至是批判的态度，但他从来没有反对过社会保障，但是随时间的推移他对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态度也慢慢好转，当时罗在应付经济危机时采取了很多干预经济政策。而凯恩斯的经济干预主义政策跟哈的经济自由主义是死敌。自然刚开初哈对罗的行为有点不满。但是美国有宪法对自由的捍卫，制度上对自由的保障，虽然美国总统罗不是本意的要去捍卫自由，但是他的权力只能行使到美国宪法对总统权限规定的范围内的最大化！其中联邦最高法院也有多次对美国宪法对总统权力的授予进行扩大化的解释。但是即使这样罗斯福政府的一些经济政策仍然被联邦最高法院裁定为违宪。
新自由主义者因为过度的去关注平等的问题，有可能最终放弃自由权绝对优先的底线，最终倒向平等主义和极权主义。这就是左翼自由主义者为什么会对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建立而欢呼。
而中国从古代开始，那些士大夫们就有“良心论政”的习惯。新中国建立后，那更是一场以“道德论政”的泛滥，那种追求绝对的平等，最终极大的侵犯了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关于平等的问题，哈耶克说：“我们只能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人（keeppeopleequall)，而不是让每一个人都变的平等（makepeopleequally)。”《个人主义和经
济秩序》在他的这本著作中，我最欣赏他的就是这句话，实际上每一个人的能力和知识水平和潜力都是参次不齐的，我们根本无法做到使每一个人都变的平等，通过人为和强制的手段保持人与人之间的绝对平等，只能适得其反，最后就是公民的自由权得到侵犯，个人财产权也得不到保障。而道德论政本质上就是想建立一个人为的使每一个人都变的平等的制度。而这样做的结果也只能给中国带来红色的“暴政”。这种有着士大夫心态的“良心论政”或“道德论政”，雷隆称为：“知识分子的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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