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的境遇

    一、《文汇报》的境遇

    1.私营报纸的弱势

    《文汇报》原为爱国报人集资创办，新中国成立前是一张高举爱国、民主旗帜的进步的“民间报”，在群众中享有盛誉。新中国成立后因与党的机关报性质不同、条件不同，《文汇报》与其他私营报纸一样，遭到差别待遇，突出表现在“信息不灵，采访困难，发言更难”等问题上。⁽³⁹⁾

    民间报与机关报的不同待遇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获得信息的渠道看，《文汇报》无法和机关报竞争。当时《文汇报》主要通过每星期一次由华东局和市委宣传部负责人召开的各报负责人会议，了解本地情况和宣传意图，而《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中央华东局兼上海市委的机关报，由华东局主要负责人直接领导，社长兼总编辑可以列席华东局书记的办公会议，副社长兼总编辑可以列席上海市委常委会议，发给报社的文件和材料也多，能及时了解党和政府的意图，获得各方面的信息。

    另外一个劣势是，在具体采访中，当时一些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和其他基层单位对私营报纸的记者不信任，有的不让采访，有的敷衍了事，因此党报记者与非党报记者在很不平等的条件下竞争。有时，各报记者同赴一个单位采访，党报个别记者常常取走所有资料和材料，《文汇报》的一位女记者就因遭受这样的差别待遇，大感委屈，为此回报社大哭一场。

    新闻采访如此，言论写作更艰辛。关于私营报纸的报道界限，政府明确规定，“对于国际新闻和评论，对全国、全市重大的政治新闻，均须以新华社的稿件为准”，“不得解释中共及政府的法令政策”。这样一来，凡涉及这些范围的报道，私营报纸就只能重复新华社的稿件或人民日报社论讲过的情况，⁽⁴⁰⁾其他所有另辟蹊径的采访和独立的观点，在新的政策下都成为遥不可及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私营报的独家新闻越来越少，版面没有什么自己的明显特点，除有些通讯尚有可读性外，其他新闻与别的报纸基本相同，有的新闻还由于种种原因出现漏掉或刊登不及时的情况，⁽⁴¹⁾私营报纸的生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文汇报》复刊一年间，在政治上基本遵照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在办报格局上依照传统特色来办报，但国家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何根据过去的传统特色与工作经验，使《文汇报》适应新社会、新形势和新需要，又如何在新的报业格局中，从实际出发，找出一条发展的途径，这是当时的《文汇报》领导层不能一下子解决的问题。

    2.徐铸成的苦闷

    新中国成立后，私营报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尴尬和无奈，其经营者也不得不努力学习适应新的环境，但这个过程却使他们倍感艰苦。

    1949年，徐铸成在日记中谈到《文汇报》面临的新情况时，表示“无奈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套套，每使人瞠目束手”。徐铸成说此番话时，《文汇报》正先后因两件事遭到批评。一件为刊发长沙解放消息而起，《文汇报》在长沙解放之日，已通过无线电收到确讯，因此于翌日刊出该条消息，但立即被指为抢新闻，是资产阶级办报作风，因为新华社尚未正式公布该消息。另一件则是因对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编排受到批评，《文汇报》要闻编辑郑心永在发表该文时，按所列问题作了分题以醒眉目，但即被指责为离经叛道，理由是如此重要的文件，只能作经典郑重排版，安可自由处理！徐铸成因之感叹“总之，老区方式，苏联套套，只能老实学习，不问宣传效果，此为当时必经之‘改革’”⁽⁴²⁾。

    在此情况下，徐铸成说自己每写社论时“艰以执笔”，“因数十年记者经验，从不惯于人云亦云，思想未通即先歌颂，每以此为苦”。老友李平心体谅他的苦心，常陪其熬夜，而徐则“舒纸半日，尚未能下笔，辄请平心代劳”。因此在《文汇报》复刊一两年中屈指可数的几篇社论，实际上是以其老友李平心所撰写者为多！⁽⁴³⁾此种情形，虽寥寥数笔，已看出徐铸成这样的私营报纸主持者，在迥别于昔日的政治环境中，内心所感受到压力和无奈。

    1950年，《文汇报》的销数大约10万份。值得一提的是，在这10万份中，没有一份是公费订阅或组织订阅的，都是读者自掏腰包购买，因此也不算少了，但因广告收入奇少、定价又受限制，加上白报纸的供应也不充分（解放初期，白报纸主要还靠进口），报社的业务一直没有起色。

    同年春，中央召开新闻工作会议，由新成立的新闻总署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共同召集，徐铸成和金仲华等前往参加，会议的主题是围绕“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个问题，将此作为办好报纸的基本方针反复讨论。这次会议提出，报纸要反对刊载社会新闻，不得发表抒发个人感情及黄色、迷信的报道和作品，反对“资产阶级的办报思想”；报纸宣传要为党的当前政策服务，新闻“宁可慢些”，但要“真实”。因此徐铸成又无奈地私下写道：“总之，一大套苏联模式的清规戒律确定下来了。”⁽⁴⁴⁾“三反”、“五反”运动展开后，每一“战役”都事先有具体部署，徐铸成说自己“也奉命参加旁听”，“自然也要写些遵命的社论和长短文章”⁽⁴⁵⁾，无奈之情，溢于言表。

    这一时期的《文汇报》发行平平，没有什么让人欣喜的进展。1952年，徐铸成除偶尔出外演讲、应酬外，希望集中精力，潜心办好报纸，但报纸发行总无大的起色，跟不上《解放日报》、《新闻日报》等报。此时的徐铸成已很少写文章，常有无可奈何之感。次年，《文汇报》奉命转向以中小学教师及高中学生为服务对象，以学习苏联为主要任务。

    3.在改版中探索

    在徐铸成对《文汇报》的办报前景踌躇不前、不知如何进展的过程中，中共中央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夏衍与他推心置腹、坦诚交谈，并在各方面予以支持，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1950年3月，周恩来总理的题词又给《文汇报》很大鼓励。其后，全国新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的重要问题是如何改进报纸工作、如何加强报纸与人民群众的联系。⁽⁴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文汇报》决心着手改进工作。

    同年6月2日，《文汇报》以醒目的编排形式，在第三版刊登《文汇报征求读者意见》，公开征求读者的意见和批评，提出“你看本报的主要缺点是什么？应该怎样改进？”、“你对我们的副刊《磁力》有什么意见”等十三个问题。《意见表》一刊出，立即得到读者的热烈反应。至6月20日的十多天中，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的1000多件热情洋溢的读者来信寄到了编辑部，甚至远在黑龙江、江苏、四川、云南、贵州的读者以及刚刚解放的舟山群岛的读者，都认真写来了意见信。这些来信，以文教系统占总数的65％，其中大多数为教师和学生；以年龄分，30岁以下占75％；以地区分，上海市及江、浙两省占80％左右。⁽⁴⁷⁾

    这是《文汇报》一次影响广泛的读者调查，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读者调查。其后，《文汇报》对读者意见进行了认真整理，并在6月21日选择发表了二十多位读者的意见信，并在同日的社论《本报复刊一周年》中，详细叙述了《文汇报》经过一个月的检讨和学习，进一步认识到报纸在新的环境中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极端重要性，从而首先确定报纸的主要读者对象是工农青年、学生、知识分子，报纸的工作应该深入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方面。

    在1950年6月到1951年8月的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文汇报》进行了三次改版，并最终根据全国新闻工作会议精神和市里关于报纸分工的要求，决定把大张改为小张，宣传报道侧重于教育界，以中小学教师、大中学生作为读者主要对象。于是，《文汇报》在教师中声望提高，有业务机关作依靠，发行份数激增，特别是第二次改版后新设立的栏目《社会大学》（1950年10月），备受读者喜爱，社会影响也较大。⁽⁴⁸⁾直到1956年5月，《文汇报》奉命停刊。

    4.复刊后的改进措施

    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阶级关系和国家政治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毛泽东则于此时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汇报》也在停刊五个月后，被批准在上海继续出版，《文汇报》准备出版的消息传出后，曾收到读者来信7万余件，表示热烈支持。同年10月1日，《文汇报》再次出版。⁽⁴⁹⁾

    新复刊的《文汇报》在新的外部气氛影响下，尝试找回昔日的感觉，力求革新，企图打破苏联老框框，使内容多姿多彩，在贯彻“双百”方针为主的前提下，对编排、标题都有所革新，使读者喜闻乐见、耳目一新。《文汇报》的副刊中有彩色版，接受了邓拓的建议，侧重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情绪，如书斋如何布置、如何绿化环境、如何提高情操等等，极受读者欢迎。徐铸成还根据邓拓的建议，派记者赴各地采访，撰写旅行通信，除写出极有内容、富有文采的报道外，还就地组织作家撰写作品，受到读者广泛的欢迎，但这也成为后来他被指为“各地放火”的罪证。⁽⁵⁰⁾

    《文汇报》复刊后，把改进评论工作、提高评论质量作为努力的目标。徐铸成曾说，言论是报纸的灵魂，最集中地体现在报纸的立场、观点和态度上。言论既要有指导性，又要注意群众性，使读者愿意看，因此要求本报评论“应根据本报的特点，形成自己的风格、特色”。当时知识分子最关心的问题是，能不能受到尊重和信任，能不能得到合理的使用和安排，以便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文汇报》在评论中热情为知识分子呼吁，讨论知识分子所关心的问题，因此受到知识界的欢迎，⁽⁵¹⁾这也成为该报评论的突出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