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

    伯杰（Berger）和卡拉贝丝（Calabrese）在1975年最早提出了“减少不确定性”理论，1985年，B.斯特（B.Gudykunst）将其与“社会身份理论”进行了整合，将这一理论扩展到跨群体交往的范围，从而开启了“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的建设。

    斯特（1988）提出用“不确定性”（无法预测或解释他人的态度、行为的状况）和“焦虑”（感到不安、紧张、担心的状况）来解释人际和群体之间有效交流的问题，从而正式提出了这一概括性的理论。斯特还使用了齐美尔（Simmel，1908/1950）提出的“陌生人”概念，作为该理论的核心概念。

    斯特（1993）在该理论中加入了能力指标框架，扩展了理论，并且首次使用了AUM一词。斯特还增加了理论中公理的数量，以使理论更易被理解和应用。该版本的理论还包含了伦理问题和焦虑/不确定性的最大和最小限度。当焦虑/不确定性达到最大限度时，因为我们过分焦虑而不能预测他人的行为，便无法有效交际；当焦虑/不确定性达到最小限度时，由于个体不在意发生的事情（由于焦虑小）或过于自信（由于不确定性小），也无法有效交际。对最大和最小限度的关注使得该理论的核心从“焦虑/不确定性消减”转向了“焦虑/不确定性管理”。

    斯特引入了朗格尔（Langer）在1997年提出的“留意”（Mindful）这一概念，作为AUM和有效交际的折衷点。他假设个体的交际受到其文化和群体身份的影响，但只要“留意”，他也可自己选择与他人交往的方式，能够将焦虑/不确定性控制在最大限度和最小限度之间。

    斯特分别于1995年和2005年对“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进行了两次大的修改。该理论1995年的版本包括了94个公理（47个关于人际交往和群体间交往，47个关于文化多样性），2005年的版本则只有47个公理。斯特删除了一些不太必要的公理，并将文化多样性公理的适用范围缩小到有效交际的基本因子上。

    斯特谈到了有效交际有“基本”和“表面”两类因素，他认为焦虑/不确定性管理（包括留意）是实现有效交际的“基本”因素，它调节有效交际的其他“表面”因素（如身份、移情能力）的作用。个体对自身行为的留意程度控制着焦虑/不确定性管理对交际有效性的影响，当焦虑/不确定性介于最大限度和最小限度之间时，人们可以通过有意识的控制一些因素（如移情能力）来提高交际质量、或有意识地与陌生人协商信息内涵。

    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有如下四个前提假设

    第一，人们在许多人际交往的场合会产生不确定性。不同的场合存在不同的期望，所以在许多交际场合，人们会感到不确定性，在与他人见面时会感到紧张。尤其在新的环境中，人们经常产生这种紧张感。

    第二，不确定性是一种让人厌恶的状态，会产生认知压力。保持不确定状态会耗费大量的经历和感情，令人冥思苦想而不得其解，不确定性常常会让人产生不舒适的感觉。

    第三，当陌生人见面时，他们首先关心的是减少不确定性或提高预测能力。

    第四，人际交往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会经历数个阶段。

    如前所述，焦虑/不确定性管理被认为是有效交际的“基本”原因，其他文化变量则被认为是影响有效交际的“表面”原因。斯特在表面原因与焦虑/不确定性管理之间、焦虑/不确定性管理与有效交际之间提出了假设，并详细提出了有效交际的多个原则。

    具体的，我们在与来自其他文化的人进行交往时，由于相互不了解，常常会产生误解。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认为，有效地交际与这种误解的最小化有关。误解的增加使得我们对他人和陌生场合感到不确定，不确定性又会使人产生焦虑；不确定性和焦虑反过来又会提供减少不确定性和增加“留心”程度的动力，一旦人们感到足够的焦虑，他们就有动机去采取一定的策略以较少不确定性。不管场合、文化和时间的不同，这个基本过程是不变的。而通过减少对陌生人预期的不确定性，人们就有能力减少误解和增加跨文化交际的有效性。

    AUM理论分为有效交际理论和适应性理论两个部分，AUM有效交际理论针对的是个人与陌生人（他人接近个人的圈子）交流的现象，AUM适应性理论是针对陌生人进入新的文化并与当地人进行交流的现象。

    斯特是从“陌生人”的交际困境开始研究AUM有效交际理论的，他发展了一套对“陌生人”进行描述的技术，集中研究他们的伦理认同、交友类型、话语类型、感知习惯、自我意识和自我训诫。他发现，“陌生人”现象是跨文化交际中的普遍现象。斯特认为，“陌生人”的研究，最终是要搞清楚有效地交际究竟是通过何种条件达到的。他发现，三组“表面”因素的交互作用造成了“陌生人”的焦虑/不确定。这三组因素是：动机因素（需求、吸引、社会义务、自我概念、对新信息的开放程度）、知识因素（知识期待、信息网络分享、对多种观点的知识、对可供选择解释的知识、关于同一和差异的知识）、技能因素（移情的能力、包容多种观点的能力、适应沟通的能力、创造新概念的能力、调适行为的能力、搜集适用信息的能力）。这些因素的非平衡交互作用导致“陌生人”面临交际情境时产生焦虑/不确定。

    当“陌生人”进入新的文化之中时，他们会对当地人的态度、信仰、价值观、行为等感到不确定；但他们希望能解释当地人的态度和感情，他们也需要预测当地人会采取怎样的行为方式。当“陌生人”想要弄清楚当地人为何如此行为时，他就处于不确定性减少的状态。为了适应其他文化，“陌生人”并不需要完全消除自身的焦虑和不确定性，而是最好使其保持在适当的范围。当“陌生人”的不确定性过高时，他们就很难理解居住地文化成员的信息，也很难对其行为作出准确的预测；而当“陌生人”焦虑感过高时，他们在交际活动中就会倾向于机械地参照自己文化的体系来解释居住地文化成员的行为，这会导致“陌生人”处理信息的方式过于简单，从而限制其预测居住地文化成员行为的能力。另一方面，当“陌生人”的不确定性过低时，他们又会变得过于自信，认为自己可以理解居住地文化成员的行为，而毫不担心自己的预测会出错；而当“陌生人”焦虑感过低时，他们就没有动力和兴趣与居住地文化成员进行交流。

    总之，当决定焦虑/不确定性的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不平衡、或者不确定性和焦虑感过高或过低时，“陌生人”都必须对之进行有意的调整，从而可以进行有效的交流和适应居住地的文化。

    斯特指出，在跨文化交际领域，给有效交际下定义的方式有很多。这并不影响AUM理论中的公理，但会影响人们有意识使用的交际方式。比如，若认为有效交际是把误解降低到最低水平，我们会用一种方式交际；若认为有效交际是与他人保持良好关系，我们就会用另一种方式交际。但是，以采用客观主义方法著称的AUM理论也含有某些主观主义成分，如“留意”。总之，AUM理论剖析了人们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的一系列心理过程和行动逻辑，提出了其独特的思维逻辑和参考变量，为我们审视跨文化交际行为提供了很好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