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威廉斯对文化-文明传统的解读

    第一节　雷蒙·威廉斯对文化-文明传统的解读

    英国的文化-文明传统的核心特征，可以借用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雷蒙·威廉斯的得意门生特里·伊格尔顿的简短评述——是对工业化以前的英国社会的“有机的”“共同文化”的一种“不确定的怀旧”^[3]。雷蒙·威廉斯的贡献就是从对英国学者所非常熟悉的这一传统的解读开始的，他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读出了在工业文明或者说资本主义的英国的不同发展阶段，同一个“有机社会”或者“共同文化”的言辞底下的文化含义是不同的，而诉求“共同文化”的主体在不同的阶段所处的社会地位也是不同的。正是这种历史主义的解读，使威廉斯能够重新赋予“文明”和“文化”以新的含义，并欢呼由工人阶级参与其间的“共同文化”建设时期的到来。雷蒙·威廉斯考察文化观念的变化是从18至20世纪各个时代的作家对他们“共同生活的环境的变迁所作出的反应的记录”，其中，“最清楚地界定了这些事件的是我们所说的工业和民主的意义”^[4]，即这些作家在遭遇工业化和民主化时的反应。

    雷蒙·威廉斯读出了在工业文明或者说资本主义的英国的不同发展阶段，同一个“有机社会”或者“共同文化”的言辞底下的文化含义是不同的，而诉求“共同文化”的主体在不同的阶段所处的社会地位也是不同的。

    

    给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是，雷蒙·威廉斯一开始就把所谓的英国历史上“第一位现代保守主义者”爱德蒙·伯克^[5]和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工业无产阶级的捍卫者”威廉·科贝特^[6]放在一起进行对比考察。他发现他们对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的反应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是根据英国的旧有经验抨击新的英国，据此，雷蒙·威廉斯认为他们“开始了批评新民主和新工业主义的强大传统——一直到20世纪中叶仍然活跃而且重要的传统”^[7]。伯克更是创造了“有机社会”的观念来描述旧英国的经验，这一观念强调“人类活动的相互关系和延续性，而不是将人类活动离析为各种由各自的规律所支配的兴趣领域”^[8]。雷蒙·威廉斯强调像科贝特这样的无产阶级的代言人居然也在保守的中世纪主义者的行列，显然隐含了这样一层意思：不同政治立场和阶级地位的人是可以有共同的文化追求的。由此，他一上来就已经显示他和文化-文明传统中的重要思想家诸如科勒律治、阿诺德所持有的不一致的“共同文化”的观念，也为后来他反对简单区分“资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提供了一个隐喻式的史实。

    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文化批评家之一，马克思主义文论家，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 Cultural Studies）最重要的思想来源。

    

    正统的文化-文明传统是从科勒律治开始的，因为是科勒律治第一个将“文明”从“文化”中分离出来的。科勒律治^[9]认为“文化是一切社会安排都要服从的上诉法庭”，“而文明只是平凡的社会进步”。科勒律治所说的“文明”直指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物质成果，这种成果极有可能对“有机社会”产生解体的危险，因此，就要在“文明”之外另辟被称为“文化”的价值观念^[10]。

    雷蒙·威廉斯强调像科贝特这样的无产阶级的代言人居然也在保守的中世纪主义者的行列，显然隐含了这样一层意思：不同政治立场和阶级地位的人是可以有共同的文化追求的。

    

    文化-文明传统在马修·阿诺德^[11]那里发展到一个高峰，他把由伯克开始的对“有机社会”的向往、经由科勒律治的从文明当中分离出来的“文化”观念推向了一种极至。雷蒙·威廉斯发现阿诺德和他的前辈的重要区别是，他已经不再在现实社会的共同经验中去寻求完美的文化观念了。伯克的思想基础在于一个现成的社会和一种对“有机社会”的经验中得来的信仰，科勒律治的教养（即文化）观念与实际社会至少还是有一些藕断丝连的联系，而对于阿诺德来说，虽然他一直声称“文化是一种过程”，但是“他既没有丝毫信心说可以在他自己当时的社会中找到这种过程的材料，又无充分信心说一个超越人类社会的秩序可以充当这种材料。其结果……愈来愈变成一种抽象的东西”^[12]。

    雷蒙·威廉斯发现阿诺德和他的前辈的重要区别是，他已经不再在现实社会的共同经验中去寻求完美的文化观念了。

    阿诺德认为文化是“通过阅读、观察、思考等手段，得到当前世界上所能了解的最优秀的知识和思想，使我们能做到尽最大的可能接近事物之坚实的可知的规律……达到比现在更全面的完美境界”^[13]。在这种文化观念面前，根据阿诺德所区分的当时英国社会的三大阶级的表现都不可能称心如意。贵族阶级虽然还有一些野蛮人的骑士风度：优雅的举止、尊贵的仪态、高傲的心气，但这些不过是一些外在的禀赋和魅力罢了，与真正的文化所教导我们的，通过学习和探讨从思想和感情的世界取得美好与光明的内在美德相比还是算不了什么；中产阶级也是一个无用的阶级，他们所追求的无非是通过对机械的信仰而达成的外在文明：财富、工业、生产、进步以及个人的成功；至于工人阶级则更不济事，他们要么急于往上爬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要么组织起来成为一支独立于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的伟大的劳工主义力量，试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们。更糟糕的是，“劳工阶级中最后还有极其庞大的部分……它愿上哪儿游行就上哪儿游行，愿上哪儿集会就上哪儿集会，想叫嚷什么就叫嚷什么，想砸哪儿就砸哪儿……那就是群氓”^[14]。

    

    雷蒙·威廉斯认为，造成这种极端论述的原因正是阿诺德对自己的学说的背叛。威廉斯指出以下关于文化的观念都是阿诺德提出的：文化是一种正确的理解和正确的行为（right knowing and right doing）；是一种过程（process），而不是某种绝对（absolute）。而实际上，阿诺德太多地强调理解的重要而太少强调行为的重要，文化就有了一种变为膜拜之物的危险。

    阿诺德太多地强调理解的重要而太少强调行为的重要，文化就有了一种变为膜拜之物的危险。

    自然，从现实社会的共同经验当中去寻找文化，让威廉斯看到了阿诺德无法看到的工人阶级文化的精髓：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工人阶级运动一直在有意识地、认真严肃地避免普遍的暴力而坚信有其他的前进方法，这种积极的态度既非怯懦，也非麻木不仁，而是道德信念的产物。这是英国工人阶级对“追求完美”的文化所作出的重大贡献^[15]。

    

    我们不难看出，从伯克到科贝特，从科勒律治到阿诺德，从“有机社会”到共同经验，从作为一种绝对观念的文化到一种经验产生过程的文化，雷蒙·威廉斯通过体会和重构他们的文化观念的含义，审慎而不懈地为工人阶级文化^[16]的得救而努力。到了20世纪，这一任务和形势显得更加严峻和复杂。工人阶级仅仅因为是大众文化（mass culture）的主要的积极的消费者，似乎就成了所谓的工业文明的所有恶果的罪魁祸首，似乎“有机社会”的消失，民间文化（folk culture）的陨落以及大众文化的兴盛全都是工人阶级的错误。反过来，文化-文明传统的坚持者所面临的铺天盖地的大众文化的冲击是他们的前辈们所无法想象的：20世纪的技术进步和文化工业机制的日益完备，使大众文化从类型到数量、从生产到分配得到了几何级数的增长和发展：通俗小说、妇女杂志、电影、流行歌曲，还有后来的电视，均以破竹之势不容抵抗地进入了人们文化实践的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当中。20世纪的文化-文明传统的传人，在救赎他们的“伟大的传统”和“少数文化”的时候，不得不去面对和“解读”大众文化。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剑桥大学英文系的F·R·利维斯，他和他的同道对20世纪出现的制度化的大众传播机构及其产品的思想与感觉方式的批判，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的英国产生了普遍的影响。而以雷蒙·威廉斯为代表的文化研究的开创者正是从利维斯那里学到了能够挽救工人阶级文化的有用手段。

    20世纪的文化-文明传统的传人，在救赎他们的“伟大的传统”和“少数文化”的时候，不得不去面对和“解读”大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