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解释力是社会理论对社会存在解释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能够预见、说明并指导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解释力，就是让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走进时代”，使它同当代实践发生紧密联系，全面、科学、准确地说明和指导社会的发展并获得当代意义。[5]
（一）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首先，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新发展、新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资产阶级“执行”了马克思的理论（无奈地充当了马克思所阐述的社会主义原则的“遗嘱”的“执行人”，如实施社会保障工程和福利制度，实施国家宏观计划调控以取代纯粹的自由竞争）才导致的，所以这些新变化非但没有推倒、反而证明了马克思理论的正确性。
其次，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最显著的新变化是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主要是由科技革命带来的，而不是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制度，这一变化本身不足以推翻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结论。
再次，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一些新变化，如当代资本主义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了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与市场经济相一致的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物质享受的价值目标遇到空前的危机，这一价值目标导致了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然的无休止的“战争”等，在不断地增加共产主义实现的客观基础。
最后，透过现象看本质，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万变不离其宗”，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始终没有改变，资产阶级贪婪的本性也始终没有改变。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本质原因更是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对资本主义所做出的基本判断的客观社会基础仍然存在。
（二）苏东剧变发生并不表明马克思主义当代解释力出了问题
学者普遍认为，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是苏联解体的外因，而起作用的主要是内因：从斯大林执政后期起犯下了一系列错误，苏联的体制存在许多的弊端，为后来的苏联解体种下了祸根；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正是这条路线最终葬送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两个主要原因导致了苏联垮台，而正是这两个原因说明了苏联垮台不是贯彻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结果，而是歪曲、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所带来的恶果。
（三）当代中国仍然非常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首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发展阶段问题。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的理论原创形态，因此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思想灵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未来的社会发展将经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转变的过渡阶段、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马克思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蓝图，对未来社会发展阶段所作的这种抽象的、一般的理论预设，为后人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留下了广阔的空间。这就使得共产党人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从各自国家的国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有效的实现形式。列宁沿袭了马克思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逻辑思路，指出未来的社会将经历过渡阶段、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三个前后相继的发展阶段，在概念使用上以“社会主义”代替“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进一步从理论上指导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邓小平从功能主义的视角，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原则，结合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明确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 [6]，形成了针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阶段问题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一定位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又突破性地发展了这一科学理论，从而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解释力。
其次，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有些人针对在马克思的经典原著里没有社会主义可以和市场经济结合的观点，否认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指导性。马克思确实明确讲过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消灭商品、货币，实行计划经济，但这一理论预设是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经济利益的高度一致性为前提条件的。如果在现实中不具备这些前提条件，我们无法证实或证伪这一理论预设。因此，必须立足于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前提条件，以实践为依据对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没有讲到的某些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进行理论上的创新。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辩证分析的方法创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中国共产党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在实践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马克思主义倡导的追求社会公平公正为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制约市场经济的盲目性，使政府在宏观层面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尽力对与人类生存权相关的领域进行“去商品化”，让全体人民分担市场运作的成本，分享市场运作的成果，从而把“市场”嵌入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伦理关系之中，有力地克服了市场经济的弊端。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获得巨大成功并不断深入发展，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高度发展生产力的科学判断，而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关注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物质利益的价值判断。
最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问题。马克思主义对于民主的历史性、阶级性和相对性的论述，对于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其一，马克思主义把民主政治现象还原到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之中，指出民主具有历史性。“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7]这种对民主的历史性分析，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诠释民主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其二，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具有阶级性。“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 [8]因此，考察一种民主制度，必须与特定的阶级相联系，抽象地谈“一般民主”“纯粹民主”没有任何意义。其三，民主具有相对性。在历史和现实中，每个国家的政体一方面受国体所制约，另一方面又由各自的实际条件所制约。当民主政治适合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要求时，就能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不适合的时候，就会产生消极的阻碍、破坏等作用。民主制度从来就没有固定的、单一的、不变的模式，因此，民主是相对的、具体的。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继续发展提供了应遵循的重要指导方法和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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