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科学观

    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科学观

    科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由于其取得的巨大成果和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利益，越来越具有权威性，终于在20世纪初形成了轰轰烈烈的科学主义思潮。作为一种强势文化，科学技术文化在当代社会大行其道。在科学主义者看来，被打上科学烙印的东西仿佛都以真理的面貌出现。德里达认为，传统的科学观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自古希腊以来，逻各斯与言说、理想、真理、道路、法则、规律、比例、分寸等联系在一起，意味着言说出来的理性化、理想化的知识，科学就是其典型代表。

    首先，传统哲学家把科学看作具有逻辑一贯性的知识体系，所有的科学知识都是同一性逻辑中的知识。知识体系像一个封闭系统，可以用分析哲学家发明的一整套具有单义性、透明性的理想语言来进行分析。通过把形而上学的语言判定为不可思议的、无意义的语言，把形而上学的命题判定为非科学的、无意义的假命题，他们自认为使科学外在于形而上学了。科学知识就是对经验世界的描述，是语言对真理的符合、同一，从而必然需要预设一个可以为科学所认识的、客观的世界。这与他们对形而上学预设的拒斥背道而驰。德里达不是像逻辑实证主义那样简单地拒斥形而上学，而是认为不能用同一性逻辑来思考知识，应该从一个新的视角重新提出本体论问题，追问比传统本体论所追问的那个本体更古老的起源，探讨理性、同一性逻辑得以可能的条件，探讨科学所认识的真理的可能性条件。

    其次，传统哲学家认为知识意味着对上帝书写的自然之书的正确解读。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蕴涵的预设可以上溯至中世纪的神学本体论，甚至柏拉图所谓好的文字。在高扬声音而贬低文字的《斐德若篇》中，柏拉图区分了好的文字与坏的文字。坏的文字即破坏声音对意义的在场的外在性符号，“是被放逐于肉体的外在性中的技巧”^[57]。好的文字是灵魂中真实的文字，是能够直接穿透“真理或由逻各斯的因素并在逻各斯因素内构成的意义”^[58]的文字。因此，一方面，柏拉图开始了文字的屈辱史，另一方面，柏拉图又分离出了能够直接言说真理的普遍、永恒的文字。真实的文字本是可以感知的、有限的文字，是表达意义的手段，柏拉图的“好的文字”的隐喻使好文字与在场之真理对应起来，在声音—文字的等级结构之内又创设了好文字—坏文字的等级结构。于是，文字的另一部历史呈现出来。德里达为我们举了几个例子：“埃利泽拉比（Rabbi Eliezer）说过：‘如果以海水为墨，芦苇为笔，天地为纸，如果人人习字，亦写不尽我学过的犹太经文（Thora），只要瀚墨不尽，经文本身就无穷无尽。’伽利略说：‘自然是用数学的语言写成的。’笛卡尔说：‘……去阅读世界这本大书……’在休谟的《对话录》中，克莱安特（Cléathe）以自然宗教的名义说：‘与任何明白易懂的论述或推理相比，自然这本书是更加难解的大谜。’博内（Bonnet）说：‘我觉得更有哲学意味的是，我们的世界是上帝供智者阅读的书本，这些智者远比我们优越，他们正潜心研究上帝那令人敬拜的无穷智慧。’……”^[59]这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文字历史，这“自然的、永恒的、普遍的文字”被用来指称真理的体系。

    到了十六至十七世纪的理性主义时代，自然之书作为绝对的在场被伽利略、笛卡尔、莱布尼茨描述为是用数学的语言来书写的。数学语言以笔画来构造符号，是万能沟通手段的摹本。按照德里达的说法，他们所理解的数学语言虽然偏离表音文字，是声音中心主义的例外，却毫不含糊地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他说：“数学的发展过程是与非语音文字的实践绝对一致的”^[60]，但是，“我们也必须小心形式主义和数学主义‘素朴’的一面，我们不要忘记，在形而上学中，它的次要功能之一就是要完善和证实它们可能在另一方面要抗议的逻各斯中心论的神学。这样，在莱布尼茨那里，普遍的、数学的和非语言的特征函数计划是与单一的形而上学不可分的。因此，也与神智存在和神圣的逻各斯不可分。这样，数学记号的有效过程伴随着形而上学的解构，也伴随着数学自身和科学概念的深刻变化，而科学概念又总是以数学作为典范的。”^[61]逻辑实证主义就承袭了这一风格，用逻辑语言来构造理想语言，这无疑也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对经验世界的自然之书隐喻伴随着在场的确定性，甚至爱因斯坦也不相信上帝会掷骰子。美国前总统则把基因图称作是“上帝用以创造生命的语言”，美国生物学家柯林斯所著《上帝的语言》书名即由此而来。

    在阅读上帝书写的自然之书的隐喻下，科学活动变成了用数学语言来描述客观对象的活动，变成了探究现象背后隐藏本质的活动。科学总是试图追求隐藏在经验现象背后的不变的普适的规律。由于科学的巨大成功，连哲学也按照科学的图式来进行思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