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杕和天主教会刊物《益闻录》
稍有点新闻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肇始于外国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据研究，从1815年到1948年，光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所办的中文报刊，就有878种。加上天主教系统，则传教士所办中文报刊总数，超过了1000种（参见赵晓兰、吴潮著《传教士中文报刊史》）。在数目众多的传教士所办的中文报刊中，创刊于1878年12月16日（光绪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天主教刊物《益闻录》算得上是一份有影响力的报刊。《益闻录》不仅办刊历时长久（长达59年），行销广远，而且是新闻史上由中国人主持和主笔的教会第一报刊（参见程丽红著《清代报人研究》）。
作为近代中国出版最久的基督教旧教言论刊物，《益闻录》在上海徐家汇出版后，初为半月刊，不久改为周刊，后又改为周二刊，经过多次改版、合刊和分刊。《益闻录》的主编为中国天主教教徒李杕。李杕何许人氏？翻阅过去的新闻类书籍，很少有对这位传教士报人的具体介绍。近年来，随着一批新闻类新著的出版，尤其是一批新闻学博士生毕业论文论著的问世，使得李杕的身世渐渐浮出水面。李杕，1840年出生，江苏南汇（今上海浦东）人，原名浩然，字问舆，后改称问渔，教名老楞佐，别署大木斋主。他幼年熟读经史，继入徐家汇圣依纳爵公学学习法语、拉丁语、哲学和神学，1862年皈依天主教，正式担任了天主教神职人员。李杕的经历和学识使他成为当时学贯中西的奇人。作为一名报人，他不仅担任《益闻录》的主编，1887年又兼任上海天主教会另一重要报刊《圣心报》主编，主持两报笔政达32年之久；作为一名教育家，他于1906年至1907年担任震旦学院院长兼哲学教授；作为一名著述家，他著书18部，译著40部，编著5部。主编《益闻录》是李杕后半生事业的根基，从创刊始，李杕一手主持该报，谈经论史，阐述教义，直至1911年6月8日去世。据悉，李杕的去世竟然使《汇报》（《益闻录》后易名）难以为继，一度停刊。次年，才以《圣教杂志》为名继续出版。
图22 光绪十二年发行的《益闻录》
笔者藏有一份大清光绪十二年丙戌八月十八日（1886年9月15日）第595号《益闻录》。封面简装，册型，“益闻录”三个黑体大字中间偏左印刷。本期共6页，目录内容大类有：论光、谕旨恭录、时事新闻、奇闻佚事、诗文、教中轶事、京报照录等（图22）。
刊首，刊出了《论光》第四十三节：“眼目见物，赖物之折光……譬有玻璃镜于此，镜前有蜡炬一枝，其光照于镜，折射于目，则见火在镜后，不在镜前，且火光散射，愈远愈开，折而至于目，亦先狭后广，悉如上图……”很难得，如文所见，该报已采用图文并茂的新闻表述形式，显然，这种形式既便利了文化层次较低读者群的阅读，又强化了读者对内容的印象（图23）。
图23 第595号《益闻录》
社会新闻，本期刊出了“捕贼挖目、谋劫未成、盗犯解省、匪根难绝”等；地方新闻，则以“袁江实录、京江风味、淮上秋风、高资琐录、琴川秋信、祭丁习武”等为题，刊出了多条消息；时事汇摘，摘录了国内外多则新闻，首条为：“中国在德国制造水雷船一艘，竣工后业已驾驶出境，将回中国，闻此船身长十一丈二尺，每下钟可行六十六里，为中国雷船之巨擘。”
诗文部分，刊出了“蓼东巢云馆主”段少渔和“云间不羁子”吴伯英的诗，内中有吴诗一首：“痛君秉质素康强，万里鹏博志未偿。几辈交游皆黯黯，九京心事更茫茫。帏中永听悲孤鹄，膝下何曾咏弄璋。修短因知皆是命，薤歌一曲恨偏长。”此诗为旧岁丧弟而作，悲悲切切，好不悽凉。
本期《益闻录》的教中轶事，回顾了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起始曲折过程，但只登了一个开头，此稿未登完。有意思的是，本期第4页末，刊出了一则《更正》，现照录于此：“本报583号载狱犯被逃一节，据虞友来函，谓此事全属于虚无故实。又590号人头御敌一节，据该处访事友函致本馆，亦谓并无此事。”“本报之事，是一是二，要之新闻体例，均以访事人为耳目，苟是非支离，而辞无矛盾，言不伤人者，酌量照登。若必如考据家，一一征信，则下笔者既身局一隅，岂能明见四方，保无传误之处。本馆于外来信息，向来审慎，不敢妄登，想阅报诸君，早就洞鉴苦衷，分明泾渭，不嗤为谰语无稽也。”
历史中的很多资源，原本是可以让现代人来反思和吸取的。笔者深信，随着新闻史研究的不断深化，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研读《益闻录》这样的百年老报，挖掘其背景和真相，人们对传教士报刊在中国新闻史中的地位和贡献，其认识必定会更加客观、公正和全面。
2013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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