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城市群一体化协调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及滇中城市群现状与规划目标的差距分析，滇中城市群一体化协调发展的突破性问题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城市空间结构上的协调性、产业分布上的协调性、公共服务均等化、各级政府在城市群发展中的竞争合作。
（一）滇中城市群内城市等级在空间上的一体化协调问题
滇中城市群人口具有中心性向昆明聚集的显著特点，上一部分对滇中城市群首位度指数的分析也表明缺乏大城市与中等城市是其最为直接的问题，这与规划中的“一核三极两环两轴”也相去甚远，强化除昆明外其他三城市的人口聚集能力方能改变现有滇中城市群空间分布的不合理。
1.缺乏有效的知识外溢效应使滇中城市群城际间贸易成本与规模经济强化了趋向于中心城市昆明的聚集力，而难以向其他三个城市分散
从空间上而言，滇中城市群是典型的一个中心多城市构成的城市体系，昆明作为中心城市在云南的聚集能力是毋庸置疑的，近年来城际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缩短了滇中城市群城际间通勤时间，商品的贸易成本（如运输成本）也因此降低。通常较低的运输成本导致贸易增长，可以增强中心城市的人口与产业的聚集力，阻碍了其他中小城市的发展，导致城市群中大城市的缺乏，近年来昆明首位度水平不断上升而其他城市人口规模保持微小变动也印证了这一点；但贸易成本的减少也会带来产业的分散，城市间的技术赶超缩小了技术差距带来知识溢出，使得企业会选择远离中心城市，研究表明当城市群内城市间知识溢出效应越大，制造业的份额越小，为了更好服务于农业外围，厂商会远离已经存在的城市定位以期接近农业外围，这样增强城市群内部的分散力，促进中小城市的发展。用企业R＆D投入来考察知识溢出效应，2012年云南省全省企业R＆D投入68.75亿元，投入强度为0.67%；昆明市投入经费为46.09亿元，投入强度1.53%，曲靖市投入经费3.63亿元，投入强度0.26%，玉溪投入经费为3.49亿元，投入强度0.35%，楚雄经费投入1.57亿元，投入强度0.27%。显然，中心城市的技术或知识的聚集作用大于分散作用，向外辐射范围偏小产生的溢出效应自然促使企业区位再选择难以倾向于其他三个城市。
2.偏向中心城市的政府支出使滇中城市群的人口聚集作用进一步强化
政府支出在经济中所占比重也可用来描述城市群内部民主状况，如果城市群内部越专制，城市群内首位城市更容易获取租金，这会放大首位城市规模，城市群空间结构帕累托指数越小。而如果城市群内部政治越不稳定，当政府不愿或不能保护大城市以外的人口时，大量人口将涌入大城市，致使城市群空间结构更不均衡。
（二）滇中城市群内城际产业专业化与多样化的统一问题
滇中城市群的主导产业及产业互补的规划明确了产业分布格局，实现这样的分布格局实质上是城市间产业专业化与多样化统一的结果。一般理论和经验都表明，专业化结构一般适合于小城市或资源型城市，且专业化的小城市更容易获得高速增长，高度专业化且多样化的结构适合于大城市。单一的专业化结构虽然是高效的，但是在经济发展中未必是稳定的，而多样化的经济结构更有利于经济效益的稳步提高，这是大城市经济从长远看所具有的优势，同时也可能是小城市发展或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方向。第二部分的分析表明，滇中城市群整体产业专业化与多样化程度偏低，而昆明以多产业的高专业化呈现出高专业化与高多样化共存的特点，其他三个城市共同具有低专业化高多样化的特点。在云南这样一个内陆欠发达地区，只有使滇中城市群一体化，才能使省内区域分工和专业化走向深化，只有更深层次的地区专业化，才能更有效地利用每个地区相对其他地区的比较优势，从而更有效地利用规模经济效应来配置资源。
1.市场规模与贸易流向的偏倚降低了滇中城市群中心城市产业专业化与多样化的提升空间，同时阻断了非中心城市——中小城市的产业专业化
对于滇中城市群，中心城市高人口密度（六普数据显示昆明人口密度为299.54人／km2，曲靖196.1人／km2，玉溪150.7人／km2，楚雄91.7人／km2），意味着中心城市的市场规模畸高；其次就贸易流向来看，仅以社会消费品与进出口总额为例，2011年昆明社会零售消费品总额为1 270.73亿元，是曲靖的4倍多，玉溪、楚雄的8倍左右；进出口总额昆明为120.22亿元，占全省的75%，而滇中城市群其余三城市进出口总额仅为7.11亿，这意味着中心城市的省内贸易与对外贸易同样畸高。这在中心城市专业化程度偏高的情况下同样进一步提升了中心城市的多样化，但对于其他三个非中心城市，这样的偏倚使得其他非中心城市的产业专业化难以为继。
2.技术进步与创新向中心城市的聚集降低了中小城市专业化或多样化程度的可能
云南省历年来科技进步在全国排名靠后，2012年云南省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为36.11%，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9.9%。就滇中城市群而言，2011年云南各地科技进步水平结果显示，昆明依然以明显优势占据全省的榜首，玉溪排名第二，曲靖排名第八，前十名中除了个旧市、红塔区和麒麟区分列六、七、九位外，其他七席均在昆明（五华、盘龙、官渡、西山、呈贡、晋宁、安宁）。滇中城市群内科技进步水平在低位上进一步向中心城市——昆明聚集，使城市群体系内其他中心城市缺乏由产业专业化与多样化分工带来的知识技术进步的可持续性，而这正是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源泉。
3.财政分权与市场分割阻止产业专业化与多样化在滇中城市群内部的扩散
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外部性和规模报酬递增长都会有利于地区专业化进程的推进，但地方政府的保护政策却在阻碍着地区专业化的推进。首先，地方政府财政分权的策略性竞争行为割断了产业专业化与多样化在城市群内部的溢出。在我国分权制度下，与其他城市类似，滇中城市群各城市政府间存在向上一级的省级财政收支的竞争关系，各城市地方财政通过公共产品投入、税收调整及各种优惠政策等吸收可用流动性资源而展开竞争。优先发展的昆明由于资源条件、产业发展优势成为流动性资源流入的“洼地”，作为省会城市在与省级财政支出进行策略性竞争时获得更多的优势，特别是产业专业化与多样化需要的技术与资本条件具有较强优势，要素（资本与劳动力）流入、专业技术人才、技术创新等在昆明聚集，为地方专业化与多样化创造了条件，成为产业聚集地；而其他三个城市与昆明相邻近，但流动性资源回报率较低、经济发展的软硬环境建设不完善或区位条件相对昆明较差，地方专业化与多样化需要的资源、要素、技术等条件因要素向昆明流入而成为城市政府间财政分权的空间策略性竞争行为的“牺牲品”。在同一省级财政支出空间下，滇中城市群与其他州市为争夺财政资源展开竞争，作为欠发达地区的省份，云南省地方发展对地方政府财政的依赖性较强，各级政府为争夺地方财政支出的空间竞争强度较大，财政分权的空间策略性竞争强度较大，偏向于中心城市的财政支出分配强化了昆明的聚集作用，但缺乏足够的推动力使产业专业化与多样化向其他城市分散。其次，“晋升锦标赛”与财政分权压力下的市场分割导致滇中城市群产业同构，地方保护主义排斥了地区间专业化与多样化的可能，在行政分权下各个城市地方政府因承受的财政压力和政绩显示压力强化了地方政府干预市场，保护当地企业的动机。
（三）滇中城市群内城市间公共服务水平的空间趋同问题
人口在城市的聚集除了城市间收入差距产生的推力之外，城市群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也是吸引人口聚集的重要推力。本篇第二部分因城市规划目标中除对交通与通信基础设施进行了详细的目标明确之外，对公共服务的其他内容未能明确。首先，云南省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整体偏低，2010年全国社会发展指数评价结果显示，云南省为50.45，排名第25位。其次，根据计算，2011年滇中城市群各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如表4-8所示，滇中城市群公共服务供给中心化或过度偏向于中心城市——昆明，城市群内部公共服务供给的城市差异化特征明显。
表4-8 2011年云南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得分评价
数据来源：根据王朝才《云南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证研究》（2013）整理。
这样的现实特征意味着在低水平的公共服务供给情况下，偏向于中心城市的公共服务使滇中城市群城市体系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空间不平等。
1.各级城市财政收支矛盾与各级城市公共服务需求增长不匹配
首先，整体而言，云南财政收入增长后劲不足，农业税收减免使占比较高的第一产业对财政收入贡献降低，结构单一的工业增长后劲不足，除烟草、电力、电信等特殊行业，其他产业短期内难以成为财政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难突破增长的第三产业在保持稳定税收的同时对财政收入贡献度不高（2010年，占比23.56%，全国43%）。在此背景下，滇中城市群除昆明四城区（五华、盘龙、西山、官渡）的财政收支状况稍好之外，其余城市中的县乡财政收支缺口较大，收支矛盾十分突出，具有典型的“吃饭财政”特征，维持基本运转都有很大缺口，更不用说是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其次，城市群内县乡事权过重而财权不足，各级财政对省财政的依赖度较大，难以满足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平均而言2011年财政全省县级财政支出整体上对上级财政的依赖度髙达72.1%。昆明市作为省会城市一枝独秀，财力相对较好，其余州市都存在与县级争抢财力情况，存在省级上移财力情况，如2011年与2010年相比省级财力占全省总财力比重上升了0.57个百分点，县级财力同时下降了0.15个百分点，州市级财力下降了0.42个百分点。省、州市本级集中财力过多，而县级财力仅够保工资和机构运转，制约了其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2011年人均可用财力超过30万元的只有昆明，超过20万元的为玉溪，楚雄与曲靖都是超过10万元。再者，有别于中原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滇中城市群具有云南省本身多民族特点，伴随着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人口在城市群内的流动使滇中城市群公共服务需求规模较大，并因多民族需求的差异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如民族众多地区必须釆用“双语”教学。滇中城市体系内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的情况下，难以提供更多符合居民需求的公共服务。
2.政府垂直管理中标尺竞争使滇中城市群各级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的空间不平等
在我国垂直政治管理体制下，城市政府的精力大部分集中在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上，经济发展是地方政绩获得上级管理部门认可的主要标准，包括提供好的学校、防止犯罪、维护公园、清洁街道、提供洁净水、污水处理和排水系统等之类的公共服务的投入偏少。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各级政府间财力逐级上移，而事权却逐级下放，造成事权不清晰，与财权不匹配。基层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弱化，供给存在缺口。另外，最近几年，国家陆续出台了调高各种社会福利水平和标准的政策法规，使得地方被动配套，使得本该属于地方的事权，被中央决定，而中央又不全部负担支出缺口，进而使地方财政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从而制约了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提高。在滇中城市群典型表现就是公共服务资源主要集中于昆明这一核心城市，其他小城市及小城镇的公共服务能力较弱，差距越来越大。
同时经济发展滞后，云南地区干部思想中传统政治管理理念根深蒂固，更加注重传统观念上的管理，而不是服务，公共服务意识淡薄。虽然全国已经建立起了行政规范，但是在云南地区，尤其是边远地区，依靠宗教、家庭等组织管理社会的情况十分普遍。再加上交通和通信设施覆盖较低，边远基层群众与上级政府间信息不对称，淡化了政府工作人员的公共服务意识，从而造成了政府管理各项社会事务的能力和水平滞后。
（四）滇中城市群内知识溢出的空间不平等问题
区域一体化要求区域内部各地区间知识溢出，知识溢出可以强化企业间知识流动和创新能力，知识溢出强调了地区或行业之间由于知识存量差异而导致的经济、业务交往活动中知识和技术的转移过程。但时间与空间因素的作用下，知识和技术的传播是有限的，同时知识技术的创新或应用存在大量成本，知识的空间溢出不完全是由近及远的进行。知识溢出不仅取决于城市间距离的远近，还取决于非中心城市的学习能力及中心城市与非中心城市的知识缺口等。滇中城市群企业R＆D在中心城市——昆明集中，形成相互关联、竞争及合作的创新网络。
1.地理邻近性差异导致滇中城市群内知识溢出的空间不平等
通常知识溢出的强度是随距离而衰减的，滇中城市群内昆明与曲靖、玉溪、楚雄之间的技术互助较为频繁，处于云南省省内知识溢出或扩散的主要发生地，长期以来相邻于昆明使玉溪与曲靖的工业如烟草行业、汽车工业、有色金属矿产采选业等发展较好，通常工业行业对知识与技术的要求较高，也因此相比楚雄地区，玉溪与曲靖更容易获得由昆明产生的知识扩散与溢出，例如玉溪红塔集团在烟草生产技术方面长期与云南省烟草科研研究院合作；云南冶金集团2008年在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海子工业园区投资建设多晶硅项目。而楚雄相较于曲靖与玉溪距离更远于昆明，加之其产业结构中农业占比长期偏高，专业人才不足，知识溢出效应略显不足。
2.各级城镇知识学习能力与吸收能力差异导致滇中城市群内知识溢出的空间不平等
城市的企业、专业技术人员结构、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分布决定了城市的知识学习能力与吸引能力。企业知识学习与吸引能力是将外部知识进行内部化的能力，这要求企业具有一定的技术硬件以及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滇中城市群中大多数具有上述条件的企业主要在昆明聚集，特别是云南高新技术开发区与昆明国家经济开发区集聚了众多高技术企业，并云集了大量高学历、高水平的技术开发人员，滇中城市群以昆明的知识溢出为主导，其他城市主要作为知识流入地而存在。除玉溪红塔集团之外，玉溪、曲靖与楚雄的大多数在技术上有所突破的企业都是昆明市大企业集团下的子公司，如云南冶金集团、云南铜业、昆钢集团、盘龙云海等，而本地企业的技术进步与创新获得的成果相对要少；专业技术人员、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分布来看，昆明依然集中了众多的专业技术人员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随之是曲靖与玉溪，楚雄对专业技术人员的吸引力相对较弱。企业内部对知识转化能力、专业技术人员以及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集聚情况在滇中城市群空间上沿昆明—玉溪、曲靖—楚雄的顺序递减，因此学习与吸引能力沿这样的顺序递减，造成知识溢出在空间上不是均等的。
3.滇中城市群内知识缺口的不同导致知识溢出的空间不平等
知识一般从高处流向低处，城市中企业往往是从知识存量丰富于己的对手中学习。企业间知识“势差”越大，即知识存量差距越大，可以学习的潜力和赶超的余地就越大，但知识的高效转移依赖于双方是否有适度的“势差”。“势差”过小，造成可转移的知识过少，“势差”过大，若无高效的学习力支撑，则落后的一方无法学习。知识存量绝对差距（知识缺口）越小越有利于知识的空间溢出。有研究对比北京及上海对周边的适应溢出效应，北京对周边地区的知识溢出效果，无法同上海在长三角地区的辐射作用相比较。同样的，从滇中城市群的发展来看，昆明与其他三城市的发展差距较大，特别是与楚雄的差距最大，这也使得三地的知识缺口存在差异，知识溢出在三城市之间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必须通过促进跨区域合作，实现经济发展的协同性，从而缩小空间知识缺口，才能真正提升知识溢出水平，也只用差距缩小才能实现区域发展相互沾光。
（五）滇中城市群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冲突问题
近年来，滇中城市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大幅度下降，森林蓄积量减少，水土流失面积增加。不合理的经营导致土质下降，大面积的采矿、修路等工程建设的废弃物处理不当，造成局部的水土流失和泥石流等；环境污染逐步形成多元化趋势，工业污染仍为主体。由于不合理的工业“三废”排放，造成多数河段水域不同程度的污染；空气综合污染指数虽然整体有下降趋势，但个别城市仍然在逐年上升，如玉溪从2006年的1.54mg／m3上升到2010年的2.1mg／m3；研究区域内水环境质量也在恶化，重化工业与生态环境的破坏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总之，滇中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在下降，生态环境压力相对较大。
表4-9 滇中城市群内部各城市2006—2010年工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度值
数据来源：根据牛乐德、熊理然（2013）整理。
滇中城市群工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度平均值为0.55，处于勉强协调水平。近几年来，在滇中的4个城市中，昆明的协调度值一直处于优质协调水平，仅微有波动；曲靖地区的协调度值则一直处于严重失调状态；玉溪地区的状况不容乐观，整体协调状况处于失调水平；楚雄则处于良好协调状态，在滇中4城市中的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状况仅次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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