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穷理”论

    

    朱熹继承了二程关于“格物致知”的思想。他对“格物”诠释说：“格，至也。物，犹事也”；又诠释“致知”说：“致，推极也。知，犹识也”。统起来讲：“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大学章句》）他认为，人的心中生来就含有一切事物之理，但心虽含有万理而不能直接自己认识自己，必须通过“格物”工夫，就事物加以研究，然后才能达到心的自己认识，从而对于天地万物之理就无不了然了。他所写的《补大学格物传》认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所谓致知在格物，就是讲，要想得到知识，在于就物而研究它的理。人心的灵明，都是有知的，而天下的万物，都是有理的。因为对于物的理还没有研究到，所以心的知识也就不能够完全了。所以“大学”教育的开始，必须叫学者就所有天下万物，都根据已知的道理而更加以研究，以求达到最高的极限。以至力量用得久了，有一天就豁然贯通，那么万物的表里精粗就无不到，我心的全部内容也就无不明了。认识过程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即物穷理”，就事物加以尽量研究；第二阶段是“豁然贯通”，大彻大悟，了然于一切之理。

    在认识的发展过程中，朱熹认为要达到“豁然贯通”的飞跃阶段，就必须以“即物穷理”的渐进阶段作为基础。若不经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渐进阶段，进行积累，却直接要求大彻大悟，就必然流为空疏。但仅仅停留在渐进的阶段，不能在这个基础上将积累的知识“豁然贯通”，也必然流为支离。只有将两个阶段结合起来，开始时虽然勉强用力，久而久之，自然可以达到贯通的境地。“积习既多，自当脱然有贯通处。乃是零零碎碎，凑合将来，不知不觉，自然醒悟，其始固须用力，及其得之也，又却不假用力。”（《语类》卷一八）他认为，当时有一派在认识论上只停留在“即物穷理”，因而在治学上就专重“务博”；另一派在认识论上要求“反身而诚”，直接达到大彻大悟，因而在治学上就专重“务约”，这都不是正确的方法，不能求得最高的真理。“自一身中以至万物之理，理会得多，自当豁然有个觉处。今人务博者，却要尽穷天下之理；务约者，又谓反身而诚，则天下之物无不在我者。皆不是。”（《语类》卷一八）

    朱熹所说专重“务约”的一派，即指陆九渊而言。陆九渊主张“先立乎其大者”，反对渐进的积学，认为“石称丈量，径而寡失。铢铢而称，至石必谬；寸寸而度，至丈必差”。（《象山全集·与詹子南书》）如急于辨析一些细微末节，“虽若详明，不知其累我多矣”（同上）。朱熹针锋相对地反对陆九渊的思想，认为只有在积累的基础上融会贯通，才能获得可靠的真理。他说：“必铢铢而较之，至于钧而必合；寸寸而度之，至于丈而不差，然后为得也。孟子说：‘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约也’，正为是尔。今学之未博，说之未详，而遽欲一言探其极至，则是铢两未分而意料钧石；分寸未解而日计丈引，不惟精粗二致，小大殊艰，非所谓一以贯之者，愚恐小差积而大谬生，所谓钧石丈引者，亦不得其真矣。”（《文集·答江彦谋》）

    朱熹所反对的“务博”的一派，即指吕祖谦及叶适而言，这个学派主张从事实出发解决具体问题，因而注重历史的研究和制度的考订，反对玄虚的顿悟。朱熹对这一派批评得更为严厉，认为其流弊更甚于陆九渊一派。他说：“又有专于博上求之，而不反其约。今日考一制度，明日又考一制度，空于用处做工夫，其病又甚于约而不博者，要之，均是无益。”（《语类》卷十一）

    朱熹讲即物穷理，包括研究抽象道理和具体事物的规律。他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缺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缺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语类》卷十五）但他所注意的是读书。他所谓“豁然贯通”，指研究了一些事物之理以后，久而久之，就会忽然觉悟统一的理了。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心中本来含有一切之理，所谓格物，不过是起一种启发作用，通过格物的启发，心就能自己认识自己本来固有的理了。他用宝珠来比喻心中的理，用擦拭宝珠来比喻格物。他说：“有是理而后有是气，有是气则必有是物，但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在清冷水中；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如珠之在浊水中。所谓明明德者，是就浊水中擦拭此珠也。”（《语类》卷五）理本是心中所固有的，但被气所遮蔽了，格物就会除去遮蔽，那固有的理就显露出来了。

    朱熹强调心中有理，他认为“人人有一太极”，每人所具有的太极就是这人的心中之理。他说：“一心具万理，能存心而后可以穷理。”（《语类》卷九）“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穷得理；不能穷得理，不能尽得心。”（同上）他的推论是：心中有性，性就是理，所以心中有理。他说：“性便是心中所有之理，心便是理之所会之地。”（《语类》卷五）用现代名词来说，就是认为，心中有理性，而这理性也就是世界必须遵照的原理。理性不是认识作用，而是真理本身，虽然他在开始时也区分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也讲研究事物的理，但最终认为：心中的理性本来就包含一切事物之理，研究事物之理也就是得到心中固有之理性的自我认识。

    朱熹的认识论和他的本体论一样，是为了论证封建伦理的合理性的。如上所说，“格物”乃是“明吾心全体之大用”的。而所谓“大用”，在他看来就是“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也就是说，“格物”的目的就是要人们“止于至善”。这样，在朱熹那里认识论的问题和道德修养问题也就分不开了。他的所谓“格物致知”的目的是要人们认识“天理”，提高道德学养的境界。朱熹说：“自君臣父子，推知于万物，无不各有所止。”并解释说：“君止于仁，臣止于敬，各止其所，而行其所止之道，知此而能定……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与臣是所止之处，礼与忠是其所止之善。”（《语类》卷十四）这就是说，人们的认识就是要认识到，人应该做他应该做的，人君应“止于仁”，人臣应“止于敬”。从这里出发，朱熹要人们各安其位，尽伦尽职。他说：“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这就不难看出，朱熹的认识论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在认识“天理之必然”的基础上，让每个人各安其位，安分守己，不要做越出所谓“常规”的事。因此，朱熹所说的“格物致知”、“格物穷理”实质就是对“天理”——道德原则的体认。可以说，朱熹的认识论在实质上是为他的伦理学作哲学上的论证。

    朱熹也谈到知行问题，发挥了程颐的知在行先的唯心主义观点。他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语类》卷九）他所说的知指道德知识的学问，他所说的行指道德修养，因此“涵养中自有穷理工夫，穷其所养之理；穷理中自有涵养工夫，养其所穷之理”（同上）。穷理是知，涵养是行，二者是交互作用的，但知究竟在先。他说：“为学先要知得分晓”，如果“义理不明，如何践履?”（《语类》卷九）这就是说，必须知以后才能行。进一步，他更认为只要对理认识得清楚，行起来就一定是正确的。他说：“若讲得道理明时，自是事亲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语类》卷九）实践唯物主义认为，人的认识是从实践中得来的，然后认识又去指导人的实践，因此实践是第一性的。这是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点。相反，朱熹所讲的“知行常相须”，知是第一性的，行是第二性的。既然万事万物都只是理的体现，当然必须先认识这个理，然后才能有行为所遵循的规范。因此，他所讲的知是知理，行是行理，知行“相须”是以所知的理来指导行，以所行的理来启发知，而归根结蒂是统一在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