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聋发聩的惠州三洲田起义_孙中山的青少年时代

    振聋发聩的惠州三洲田起义_孙中山的青少年时代

    振聋发聩的惠州三洲田起义

    孙中山东赴日本，主要计划有三：一是宣传革命思想；二是发展革命组织；三是策划武装起义。

    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灾难的同时，也使中国人民，首先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警醒。日本——大部分中国人眼中的“蕞尔小国”，在明治维新以后迅速崛起，居然轻而易举打败了大清帝国，过去长期的“老大哥”不得不屈辱地向“小弟弟”赔款割地，并引起列强在华的瓜分狂潮。中国不少爱国青年学生深受刺激，为了学习振兴祖国的经验，他们选择到日本留学。当孙中山于1897年9月到达日本东京时，那里聚集着一批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

    孙中山到达日本后，面临的种种困难真是难以尽述。清政府仍不死心，雇佣暗探打手伺机绑架孙中山；又向日本施加压力，要将孙中山引渡回国……形势的艰危使孙中山居无定所，有时甚至连生活费都无着落。有一段时间，他每天的午餐，就是到一家当地华侨开的小面馆去吃一小碗面条。面馆老板很奇怪孙中山的饭量这么小，问他：“先生怎么每顿饭只吃‘一个面’呢，莫非你有胃病？”将轧好的面条分成小团晾干以便于存放，广东民间称这一小团干面为“一个面”，食用时只需加水煮开再放些简单的佐料即可。当老板得知孙中山是因为缺少生活费用不得已而压缩饭量时，十分同情，尽量给他一些力所能及的照顾。以后这成为一段佳话。但即使困难重重，孙中山仍然加紧开展工作，他首先加强了和留学生的交流，在留学生中宣传自己的救国主张，物色志同道合者，发展革命组织。他还广泛结交日本的朝野人士，以了解日本的情况，学习日本的经验，争取他们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支持。其中有终生倾力援助孙中山事业的朋友宫崎寅藏，有参与武装斗争而牺牲的山田良政等。也有一些有政治眼光的日本政客如后来的首相犬养毅等，还有一些日本浪人，他们出于不同的原因和目的，给予了孙中山不同程度的支持。

    孙中山到达日本后不到一年，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朝统治阶层中最为反动的顽固保守派发动了“戊戌政变”，毫不留情地镇压了以维新变法、图强保国为目的的“百日维新”，囚禁了支持维新变法的光绪皇帝，残忍地杀害维新派人士，谭嗣同、林旭、康广仁、杨深秀、刘光弟、杨锐等维新运动的积极推动者血染京城，史称“戊戌六君子”。维新变法的主要领导者康有为、梁启超等也流亡到了日本。清政府不允许触动任何一点旧秩序，“跪着的造反”——维新改良也被无情镇压，它的反动本性暴露无遗。()◎梁启超

    孙中山看到国内人心思变，受压迫剥削最深重的底层人民许多参加了会党发动的秘密反清武装斗争。在中国北方，反对当局统治和外国列强侵略的义和团运动正在兴起……孙中山审时度势，认为这时正是在国内发动武装起义的良机。由于香港当局拒绝孙中山入境，孙中山和他的老同志老战友杨衢云、陈少白、郑士良、邓荫南等，还有同志史坚如、李纪堂和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参与，于1900年7月在靠近香港的海面，在日本“佐渡丸”号轮船上再次召开军事会议，具体部署起义事宜。会议决定：起义在广东惠州三洲田发动，因为这里“山深林密，路径迂回，南抵新安，紧逼九龙租界；西北与东莞县接壤，北通府县两城，均可窜出东江，直达省会；东南与海丰毗邻，亦系会党出没之处”，地理条件、环境以及群众基础，都比较适合聚众起事。会议又决议由郑士良担任起义的总指挥，史坚如、邓荫南等在广州城里策应，陈少白、杨衢云等留在香港负责调集运送军械，武器大部分借用孙中山替菲律宾独立党人所购买的枪械……起事后孙中山由台湾潜回内地直接指挥——当时日本派驻台湾的总督儿玉源太郎窥视并企图攫取福建和中国东南部的利益，表示愿“赞助”革命党人的活动，所以孙中山在台湾建立了起义的指挥机构。起义经费由富商、兴中会员李纪堂负责募集捐助，一切大致布置停当。1900年10月6日，郑士良按计划发动新安一带的绿林好汉，并联络了潮州、惠州、嘉应州各地会众集合于惠州三洲田，举起武装反清斗争的义帜。开始，义军辗转作战连连得胜，清军节节退败，而沿途乡民对清朝的严苛压榨早已痛恨入骨，纷纷参加义军，起义队伍很快由原来的600人发展到2万余人。义军连战近半月，弹药已尽，粮草不继，急等着孙中山筹置接济。然而，原来部署的计划却因故全部无法兑现——借自菲律宾独立军的军械，由于是由日本无良商人“帮忙”代为采购，结果全是过时废弃的枪弹，破铜烂铁一堆，全部不能使用。当时又值日本内阁更迭，新任首相伊藤博文一改过去对中国革命的策略，予以反对抵制，台湾总督儿玉奉调回日本，孙中山设在台湾的起义指挥中心活动受阻，革命党人购存在台湾的武器也不能运出。这样，在面对清军进逼，弹药军械却无以后续的情况下，孙中山只得派日本人山田良政从香港潜入白沙大营告知郑士良：“情势突生变化，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恐徒劳，军中之事，由司令官自决进止。”郑士良在外无援军，内缺弹药的情况下，忍痛将队伍大部分就地解散，“两万人皆慷慨激昂，呼声震野”，他自己率少数骨干撤回香港。在广州策应的史坚如，眼看饷械无着，即采取暗杀手段谋爆炸两广总督署，以期引起省城动乱解郑士良的危局。未果，被捕壮烈牺牲。孙中山赞誉他为“为共和殉难之第二健将”。山田良政在送信后的归途中迷途被捕，为中国的民主革命献出了生命，他是“外国义士为中国共和牺牲者之第一人”。

    三洲田起义失败后不久，杨衢云在香港被广东地方政府收买的凶手刺杀；郑士良在参加一次宴会后暴亡。最早并肩战斗的战友相继牺牲，孙中山心中充满哀伤，但他并没有气馁，推翻腐朽凶残的专制统治的决心愈加坚定。

    ◎1898年的孙中山

    三洲田起义历时近一月，虽然以失败告终，但这次起义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近代革命民主派领导的、为在中国推翻封建帝制创立共和政体的首次战争实践，起义声势之盛前所未有，群众支持的热烈超出意料，革命党人的英勇奋斗鼓舞后人前赴后继，而民众的支持使革命党人信心倍增。孙中山曾将乙未广州起义和庚子惠州三洲田起义作了比较：广州起义流产后，不少人视他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而惠州起义失败后，很少有人“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孙中山从这种“前后相较，差如天渊”的态度中看到国人逐渐觉醒，深信“革命之风自此萌芽”，因而更坚定信心，继续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