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1984年，我国实施了长达32年之久的粮食统购统销制度，此阶段的粮食价格具有明显的工农产品剪刀差特征，为当时国家的工业和城镇偏向型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支撑。1953年我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当时城镇人口增长较快，城镇居民的粮食供应紧张，加上私营粮商抢购粮食、哄抬粮价，影响粮食市场价格稳定，而且当年9月国家的粮食收购计划只完成了80.1%，10月的粮食销售比上年同期增加31.3%，供需缺口超过40亿公斤（冷崇总，2009）。粮食市场供不应求引起粮食价格飙升，与1950年相比，1953年国有商业粮食收购价格上涨37.1%、零售价格上涨20.9%。为应对粮食市场出现的紧张局面，保证城市居民生活和保障经济建设，中共中央于1953年10月作出了《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紧接着在11月，政务院颁布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决议和命令规定从12月起，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对粮食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即统购统销。统购是指生产粮食的农民按国家规定的收购品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量，将余粮卖给国家，缴纳公粮和计划收购粮以外的余粮可以自由储存和使用，可以卖给国家粮食部门或合作社，也可以在政府设立的粮食市场上交易。统销是对城市居民和农村缺粮居民，实行粮食计划供应，粮食的销售数量、销售价格基本上由政府限制和规定。同时，政府严控粮食市场，严格管制私营粮商，禁止私营粮商自由经营粮食。
粮食统购统销时期，国家根据经济发展形势和工农产品比价关系多次调整粮食价格。1953年，国家将当时的粮食收购牌价定为统购价，每50公斤6.70元。以当时的粮食零售价格为基础确定统销价，当时工业品和农产品的比价关系达到1∶0.35，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相当大（李玉琳、宋光军，1991）。1958～1966年，全国先后五次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统购价格。1958年全国粮食统购价平均提高3.1%，1960年提高了2.6%。1961年，国家全面调整了粮食统购价格，6种主要粮食（小麦、稻谷、玉米、大豆、高粱、谷子）平均收购价格比1960年提高了24.6%，比1953年提高了36.5%。1965年，全国粮食统购价提高1.5%，与1957年相比，粮食统购价格平均提高35%（亢霞，2010）。1966年，再次调整粮食价格，当年粮食收购价格比1965年提高17.1%（冷崇总，2009）。在调整粮食价格的同时，为了鼓励农民多交售粮食，国家在1960年和1965年以生产队为单位，对粮食实行超购加价政策。1960年在不同地区，按人均交售商品粮（不包括大豆）超过50、100、150公斤的部分，加价10%，1961年提高粮食价格后取消。1965年按人均交售商品粮超过50公斤的部分，加价12%，1966年粮食提价后取消（李玉琳、宋光军，1991）。1965年还实行粮食的征购任务“一定三年”政策，对完成征购任务的超购部分，实行一半奖励物资，一半加价30%～50%。这段时间，粮食统购价不断调整，而粮食统销价在1958～1961年未发生调整，出现了购销价格倒挂问题。到1963年和1965年，国家才先后两次调整粮食统销价。
十年“文革”期间，国家对物价的调整十分慎重。1971年将粮食征购任务改为“一定五年”，超购部分加价30%。1972年为支持小杂粮生产需要而提高了荞麦、红小豆、绿豆的收购价。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对粮食收购价格做了较大调整。1979年，全国6种主要粮食（小麦、稻谷、玉米、大豆、高粱、谷子）每50公斤加权平均统购价格由原来的10.64元提高到12.86元，提价幅度达到20.86%，除统购价提高外，超购加价也由1971年的统购价加30%改为按新统购价加50%。由于超购加价粮食比重上升，使粮食实际收购价格不断提高，1979年全国粮食收购价格指数比1978年上升30.5%。1979～1984年，全国粮食收购价格指数分别比上年上升30.5%、7.9%、9.7%、3.8%、10.3%和12%，累计上升98.1%，年均递增12.1%（冷淑莲、陈美娣、高云龙等，2003）。同期，政府按超购价格收购的粮食比重也从1979年的39%增加到1984年的71%（冷崇总，2009）。由于粮食统购价不断提高，而销价几乎不动，粮食购销价格再次出现倒挂，到1984年国家财政对粮油净补贴达到209亿元，占到当年财政收入的14.3%。
总体来说，1953年至1984年，不管是粮食统购价格还是统销价格都是由政府统一定价，这一时期的粮食价格呈现出政府主导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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