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工厂倒闭 工人失业
武汉警备司令部关于严禁抢米抢衣的布告[2]
查迩来物价急剧暴涨，生活艰困，举国皆然。凡属国民，均宜共体时艰，勿作轨外行动，免予奸匪以可乘之机。乃查本警备区旬日以来，罢工罢课层出，一般不法之徒竟敢乘机抢米抢衣。此种行为，无论其为生活所迫，抑系受匪谍所利用，均属不法。此风不戡，妨害治安，殊非浅鲜。兹特郑重告诫：嗣后倘再有此类事件发生，无论军民人等，一经查实，定予严惩罚办，决不瞻循。除分令所属遵照外，合行布告周知。
——兼司令 陈明仁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
解放前英国总税务司武汉海关大楼
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这并没有成为中国走向和平、建设现代国家的历史转机。在官僚资本与帝国主义殖民企业的双重剥削下，民族资本主义再一次遭受沉重打击。借接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资产为名，国民政府大肆劫收、压榨民族资本主义工业。通过接收日伪银行、铁路、矿山、航运和公用事业等，国民政府官僚资本垄断了武汉地区的重要工业，如十一兵工厂、二十六兵工厂、武汉被服总厂、第二工厂等；通过接收中山洋行、泰安纱厂等6家纺织公司，国民政府在武汉建立了官办汉口纺织厂；在接收汉冶萍公司和日本制铁株式会社基础上，国民政府改建了官僚资本的华中钢铁公司；国民政府官僚资本四大家族之一的宋子文则控制了济水电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据统计，国民政府在武汉接收的日伪工厂共有103个，以1945年11月份的物价估计，价值80亿元以上。由此，尽管抗战的胜利终结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武汉的殖民掠夺与控制，但是，这并未成为武汉人民建设新的城市家园的契机，反而不得不面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新剥削。对武汉的民族资本家而言，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国民政府为了争取美国对其内战政策的支持，大肆降低美国棉花的进口税率，从原来70%的进口税剧减至40%，此外还把棉花原料与纺织制品严格控制起来，明确规定使用美国棉花纺成的纱或织成的布必须交给政府，以换取政府配发的原料。于是，民族资本主义面临两方面的巨大压力：其一，来自美国的大量商品和“援华”物资的倾销；其二，来自国民政府官僚资本对工业原料及其制成品的专买专卖，从而使得民族工业的生存境遇日益艰难。在美国倾销商品和官僚资本的双重打击下，武汉民族工业大量破产。到1946年底，武汉90%的烟厂关闭，75%的棉织工厂关闭。其中，在1946年10月，武汉还有染织厂300多家，但是，在一个月之内就关闭了200家。到了1947年9月，武汉只有459家工厂，职工23 863人。由于工厂倒闭，从重庆等地回武汉的工人、职员大量失业。1946年，汉口市失业者有31 393人，占工人总数124 704人的25%[3]。由此可见，光明并未随着抗战的结束而落下帷幕，相反，在国民党全面内战动员的阴影下，武汉城市再一次在死与生的边缘挣扎。
1946年，在美国的支持下，国民政府置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建设新中国的呼声不顾，正式发动了反共反人民国内战争。战争进一步恶化了国内经济形势，通货膨胀达到了惊人的境地。在此境遇下，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处于日益艰难的境地，开工生产不如囤积物资有利可图，大部分工厂停工减产，转向商业投机，武汉市工厂用电不到战前的68%。临近解放时，武汉三镇又有一部分资本家抽走资金、转移设备，使得工厂陷于瘫痪，25家公营工厂有14家停工。私营工厂陷于极端困难境地，武昌第一纱厂、裕华纱厂、震寰纱厂和申新纱厂抗战前拥有20.7万纱锭，解放时只14.5万枚，实际运转的纱锭只有2.57万枚；面粉厂开工率只有50%；24户卷烟厂间断开工的只有10户。到1949年，武汉全市工业固定资产仅有7 000万元，产值为19 766万元。残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工厂中，职工在30人以上的工厂仅260家，而且设备陈旧、资金短缺，开工严重不足，大多濒临倒闭。1949年1月15日，武汉机器工业200余厂家因无原料停业，6 000多工人失业；22日，汉口30家面粉厂无原料加工停业；2月12日，汉口胜新、复兴、五丰等大面粉厂停产；4月14日，武汉地区85家米厂停工；5月10日，武汉工商业全面歇业。
建于1908年的武汉水塔，武汉最早的高层建筑
凋敝的工商业形势使得民生维艰、粮食紧张。1949年1月31日，桥口和民意四路等处连续发生抢米事件；4月12日，汉口市政府员工在市财政局静坐，要求补发上月薪俸；13日，汉口中小学教职员举行活命大会，要求发还3月、4月工资，并在19日开始绝食罢教；4月14日，湖北省级公务人员也开展了同样的斗争；4月中旬，武昌第一纱厂数千工人开展了“反饥饿、要工资”的斗争。面对日益动荡的社会、处于火山口上的民心民意，在武汉的国民政府统治机构却上演着最后的疯狂：1949年2月1日，“华中剿总”白崇禧制发《维持治安紧急处置办法》，试图控制已经失控的社会[4]。2月2日，武汉警备司令部“借人头平物价”，公开枪决两名“年轻抢米犯”；4日，又枪决银元贩子马方林。4月25日，武汉警备司令部再一次颁布《紧急维持治安实施办法》的“十杀令”，为稳住阵脚加强戒严措施，试图以白色恐怖维持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权。“十杀令”的内容包括：①阻挠政令、反抗政府者处死刑；②破坏社会秩序、扰乱治安者处死刑；③造谣惑众者处死刑；④聚众暴动者处死刑；⑤煽动罢工、怠工者处死刑；⑥鼓动学潮者处死刑；⑦抢劫掳掠者处死刑；⑧操纵金融者处死刑；⑨未奉国民政府军事高级长官命令而破坏物资及交通者处死刑；⑩泄露军机、刺探军情者处死刑。5月3日，武汉警备司令部重新公布《戒严法》。但是，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湖北省政府开始进行疏散登记，机关人员分批结队赴恩施。面对国民政府撤退留下的权力真空，5月13日，爱国民主人士张难先、李书城等出面组织成立了“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起草了《告人民书》，制作工作袖章，以维持真空阶段的社会秩序，迎接解放军入城[5]；与此同时，成立了3 500多人的武昌商民自卫队，担负保卫社会治安、防止破坏、迎接解放的任务。
解放前的湖北军政府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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