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丹诺夫《在〈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的基本内容

    

    日丹诺夫的哲学史讲话涉及编写哲学史的意义、条件、哲学史的定义、哲学史研究的党性原则、哲学研究领域作为“战线”等方面。^[5]1949年后中国大陆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其实也包括西方哲学研究）的许多问题都直接或间接与它有关。日丹诺夫哲学史观除众所周知的斗争史观外，还包含“革命史观”、“目的史观”、“对应史观”、反对脱离哲学的党性原则的客观主义和“思想具有超历史性”的唯心主义观点等。^[6]20世纪80年代以来，斗争史观已被彻底放弃，而目的史观对哲学史研究的不良影响则还未得到反思。

    （一）革命史观：编写哲学史的意义

    日丹诺夫强调，编写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史教科书，“是一个有重大科学意义和政治意义的任务”；“一部好的哲学史教科书”是给“我们的知识分子、我们的干部、我们的青年一种新的强有力思想武器”。^[7]这种说法把哲学史研究整合进革命进程，使它成为革命的一个环节，可谓“革命史观”。由此出发，日丹诺夫要求哲学界成为“战线”，组成战斗队伍“向国外敌对的思想，向国内苏联人意识中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作全面的进攻”。

    （二）目的史观、斗争史观、服务史观：哲学史的定义日丹诺夫指出：

    第一、哲学史教科书需要对于哲学史这门科学下一个确切的定义。第二、哲学史教科书必需是合乎科学的，也就是说要以现时所达到了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底成就为基础。第三、哲学史的叙述应当是创造性的，而不应是繁琐哲学式的，必须与现时任务直接联系，以便说明这些任务，并指出哲学继续发展的前途。^[8]

    哲学史研究“必须与现时任务直接联系”，正是我们所说的“服务史观”，它是革命史观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哲学研究与现实政治相关联对于中国学术界并不陌生。1949年前，马克思主义阵营和非马克思主义阵营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存在许多根本分歧，其背后的政治含义是十分明显的。冯友兰自觉地站在“正统”的立场上，马克思主义者则针锋相对。据侯外庐回忆，1946年下半年，他来到上海，周恩来嘱咐陈家康转告他，党要他主持撰写一部中国思想史，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系统地批判和总结从先秦到现代中国思想发展的过程。侯外庐还回忆到，他上世纪40年代在写有关哲学史的文章时，心中有一个明确的对象，那就是冯友兰的哲学史研究。应该说，不包含任何政治动机的纯粹知识性研究在当代中国是很难做到的。服务史观在建国后成为中国古代哲学史研究的排他性要求，这种做法在“文革”期间发挥到极端，成为“影射史学”，学术研究完全沦为政治的附庸，失去了应有的独立性和价值。导致这一后果的始作俑者，当是日丹诺夫。

    关于哲学史的定义，日丹诺夫说：

    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底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与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9]

    这个定义有两个明显特点，首先是“目的史观”，即哲学史是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其次是“斗争史观”，即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这里的“斗争”不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平等地相互斗争，而是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进行斗争的历史。如果我们想象一下佛教庙宇里四大天王各踩着一个小鬼的塑像，那就是日丹诺夫心目中的斗争。斗争史观甚至改变了中文“与”的用法，把连接两个平等主体的“与”变成了连接不平等主体的“对”。在日丹诺夫的定义中，唯心主义是没有地位的，仅只是斗争的对象。服务史观、目的论史观和斗争史观是密切联系的。

    “目的史观”给哲学史确立了一个走向辩证唯物主义的方向和目的。它对中国哲学界和哲学史研究的影响是深刻的。首先，斗争史是以目的史观为逻辑基础的。其次，它蕴涵着马克思主义顶峰论的结论。既然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目的，它当然也就是历史的顶峰。贺麟、郑昕、关锋、魏明经等人在1957年前后都曾把这个结论引申了出来。第三，顶峰论又蕴涵着把苏式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元理论引进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逻辑结论。1949年后的哲学史研究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普及过程，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普及过程。认识不到这一点，对于当代中国的哲学史研究的认识就会陷入片面。第四，目的史观也深深影响着哲学史的选材、编写和评论方式。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西方哲学史著作通常写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前为止，中国古代哲学史著作则一般写到王夫之、戴震等人的唯物主义思想为止，现代哲学则到毛泽东思想为止。因为从逻辑上说，顶峰出现过后就没有哲学了，哲学史也就没有意义了。我们的哲学史研究不重视西方哲学马克思、恩格斯以后的哲学家、中国哲学毛泽东以后的哲学家，原因就在于此。目的论也决定了哲学史的研究方式。我们心中总有一个最高准则，对于某一哲学家，一般是先陈述其思想内容，然后依照最高原则略加评论，或者把哲学家的思想放在出场或不出场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背景下夹叙夹议。化哲学研究为哲学史研究，化哲学史研究为陈述加评论；只能出哲学史家，不能出哲学家，哲学思维就此泯灭。这些都与目的论史观有关。

    （三）哲学史的党性原则与反对客观主义

    日丹诺夫认为，亚历山大洛夫不懂马克思主义“把哲学变成科学”的根本性革命，他的《西欧哲学史》只注意阐述马克思主义与以前哲学的联系，而没有着重说明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新的、“在质量上与所有以前的、包括进步哲学体系在内的、一切哲学体系不同的哲学”，陷入形而上学的观点。《西欧哲学史》“把哲学底历史当作是各种哲学派别的逐渐更替”，^[10]鼓吹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又人为地把哲学史分为西欧哲学和俄国哲学，接受了“资产阶级把文化划分为‘西欧’文化和‘东方’文化的观点，这样就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西欧’的地方性的思潮”。^[11]

    日丹诺夫又指出，亚历山大洛夫的哲学史没有贯彻哲学的党性原则，在不同学派之间调和，滑向了客观主义。他对各种哲学观点的叙述“是抽象的、客观主义的、中立的。各种哲学派别在这本书中是一个一个先后排列或比肩并列的，却不是互相斗争的”，这“无疑是替学院派伪客观主义效劳”，是为“学院派的效劳”，“而马克思主义却是在与一切唯心主义派别代表作无情斗争中发生、生长和获得胜利了的。亚历山大洛夫这种观点必然要引到客观主义，引到对资产阶级献媚，夸大他们的功劳，剥夺我们的哲学底战斗性和进攻精神。而这就是脱离唯物主义基本原则，脱离唯物主义的阶级性和党性”^[12]。

    （四）对思想的“超历史性”的批判

    在日丹诺夫看来，亚历山大洛夫的哲学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能正确地理解一个学说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作用，在叙述各种哲学体系时，往往把某一哲学和它产生的具体历史环境、社会阶级根源相脱节，滑到“哲学思想发展具有独立性和超历史性的观点上去了，而这种观点就是唯心主义哲学具有的特别标志”。^[13]

    （五）关于哲学史研究的目的

    日丹诺夫认为，研究哲学史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继续发展已成为科学的哲学，找出新的规律，在实践中检阅旧的原则，用新的原则代替已经陈腐的原则”。但是，亚历山大洛夫却仅仅注意了哲学史的文化教育意义，把哲学史研究当成了“消极观察的学院式研究”，与“马列主义所规定的哲学之为科学的定义不相符合”。这对1949年以后还想把哲学史作为一个知识系统客观地讲授的人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喝。日丹诺夫说，由于作者仅仅注意到教育的目的，由此给人一种“好像马列主义已经到了顶点，而发展他们的学说已经不是主要任务”的印象。日丹诺夫指出，“这样是与马列主义的精神矛盾的，因为这就是已经开始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已经完成和到底了的学说”。^[14]其实，目的史观已经内在地决定了哲学史的终点是马克思主义。况且在苏联，学术从属于政治，发展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事，一般学者绝无染指的权利。所以，一方面，苏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也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革命学说，它不断发展，日臻完善”；^[15]另一方面，苏式马克思主义却正以僵化著称，成为最终导致苏维埃联邦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六）哲学史和科学的联盟与哲学领域作为“战线”

    日丹诺夫指出，编写哲学史必须注意哲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系。但是，亚历山大洛夫的哲学史在这方面却有严重的原则性错误。他认为“辩证法是‘18世纪后半期’的自然科学成果已经准备起来了的”，这与恩格斯的著名学理根本矛盾。日丹诺夫对苏联哲学界现状也提出了批评。他说，苏联哲学战线麻木，缺乏战斗精神。亚历山大洛夫的哲学史著作有那么多的问题，还被推荐到“斯大林奖金”委员会，以至需要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同志亲自干预，才能揭发这本书的缺点。日丹诺夫反问道，“哲学战线”“究竟在哪里”？

    总之：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发展史的目的史观、是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进行斗争的斗争史观，哲学是一门科学，哲学研究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服务史观，反对哲学史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客观主义；反对学院式的纯文化教育意义的研究，否认思想的超越历史条件的意义，自觉坚持党性原则，哲学史研究的目的是找出哲学的规律，哲学界也是一条“战线”，以上等等是日丹诺夫讲话给中国哲学史界带来的新范式。这一套范式成为此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和基本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