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开放前期和平问题的时代背景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新中国发展史由此开启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时期。总结改革开放前期的中国和平问题的时代背景，需要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在国际上，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对峙仍然激烈，在全世界各个战略要地都展开了竞争，在局部战争与武装冲突中屡屡可见东西方两大阵营代理人的身影。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犹如当年美国入侵越南一样，把自己深深卷入不正义的战争之中。虽然美苏都对对方怀抱很深的怀疑态度，但在各自国内因素影响，特别是在世界人民和平呼吁之下，到上世纪80年代，美苏关系总体趋向了缓和。经过一系列谈判，美苏于1979年6月18日在维也纳签订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通过了双方进攻性战略武器运载工具总限额至1981年底控制在各为2250件等规定。自1981年开始，美苏双方经过历时6年的14轮谈判，达成关于销毁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的条约，规定双方3年内销毁全部射程1000～5500千米的中程导弹及其发射装置。这是美苏之间第一个真正销毁一个类别核武器的条约。但在这个缓和气氛中，演变的过程也逐渐发生。1985年2月，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此后他提出的改革新思维与西方处心积虑的和平演变相表里，使苏联在意识形态、党风、组织路线、领导集团自我约束等方面的不足逐渐发酵，最终酿成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结局。在欧洲，从1952年的煤钢联盟，到1957年的欧共体，欧洲联合与统一的趋势不断发展。到1985年，欧共体明确提出建立欧盟的目标，即计划到1992年前建立欧洲“共同市场”。在亚洲， 日本早已跻身发达国家行列。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台湾地区、香港地区、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崛起，虽然台湾与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务，但它们的崛起仍然是国际大市场的一部分，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东亚奇迹。到80年代，已经在我国东南周边形成了发达的国际经济带。在东南亚，越南的地区霸权主义行径由于遭到周边地区特别是中国的阻扼不得不予以收敛。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经济开始快速增长。比较长时间的和平与发展，使我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世界范围内，经历了亚非拉的民族解放浪潮，这些独立的国家大都经济发展不能尽如人意，尤其是在南半球，欠发达国家比较集中，形成了南北问题即发展问题。世界范围内还发生了一件对和平与合作形成长久影响的事件。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经过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特别是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从1973年开始，断断续续地开了9年，到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终于通过。虽然该公约到1994年才生效，但因为它确立的海洋权属划分标准涉及过去长期被认为是公海的大量海洋面积，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的连锁反应。1982年的英阿马岛海战，被认为开创了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先河，其起因虽然是殖民时代遗留的岛屿争端，但不能排除受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的影响。1988年3月14日，我国与越南在南沙发生海战，也有根据联合国海洋法进行海洋划界的影子。总体上，在改革开放前期，时代的主题是冷战缓和，世界向着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前进。

    改革开放更重要的是中国国内实现的工作重心的转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这个伟大转折的历史起点，这次会议最突出的贡献，是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在此之后，通过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在沿海地区设立经济特区、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等措施，使中国的工作重心真正回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改革开放初期经济、政治、社会的快速发展。但这一切，离不开我国在和平问题上的苦心经营。在中美苏的大三角关系中，我国首先在与美国的关系上打开缺口。自1972年毛泽东、周恩来与尼克松、基辛格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之后，中美关系一度徘徊不前。1977年8月24日，邓小平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刚刚恢复工作一个星期，就会见了美国国务卿万斯^[31]，显示出他对中美关系的重视。从1979年1月1日起，中国与美国结束了长期以来的不正常状态，正式建交。中美建交既影响了中美俄“大三角”的战略关系，又为中国打开了通向西方科技、经济、市场的大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美国在与我国建交之际，其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以国内法的形式行干涉我国内政之实，为我国统一问题的最终解决埋下了钉子。在中美建交之前的重要外交成果，是1978年8月12日中日正式在北京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日本东京出席了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条约正式生效。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领导人还通过频繁的出访，向世界传递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讯息，为国内的现代化创造了比较好的国际条件，在坚持团结第三世界国家的基础上，扩大了反对霸权主义的阵容，奠定了外交上的新局面。战争的危险始终是干扰和平建设的首要因素。1979年二三月间，中国边防部队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对越南侵略者进行了自卫还击、保卫边疆的作战。后来，邓小平说：“对越自卫还击战，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得到了胜利，不仅对于稳定东南亚局势，而且对于国际反霸斗争，已经起了重大的作用。”^[32] 1988年3月14日，为了争夺南沙岛礁，捍卫我国南海主权和海洋权益，我国又与侵占我岛礁的越南部队发生战斗。在北方，苏联驻扎在中苏边境上的部队始终是中国的心头大患。中国密切关注国际动态、关注苏联内部观点与想法，于1989年邀请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华，实现了中苏关系正常化。北方的局势开始缓解。在两岸统一问题上，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郑重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两岸尽快结束分裂局面，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同时宣布解放军开始停止炮击金门等岛屿；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对新华社记者发表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史称“叶九条”，成为后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最早主张。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国防与军队建设对过去“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略方针进行了彻底改变，提出了“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33]等主张，1985年开始裁军100万，在全世界塑造了中国人维护和平的良好形象。